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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是我的，时光错漏，就流落在另一个女人的生命里， 就像家具店里一件给人买下了的家具那样， 他身上已经挂着一个写着‘ＳＯＬＤ’的牌子，有人早一步要了。” 方维志和高以雅的婚礼很简单，只是双方家人和要好的朋友一起吃一顿饭。高以雅的白色裙子是我替她做的，款式很简单。 “我身上这条裙子是蜻蜓的作品。”高以雅向大家宣布。 “将来你也要替我设计婚纱。”良湄说。 临别的时候，高以雅拥抱着我说：“希望将来到处都可以买到你的作品。” “谢谢你。” “我后天便要上机了。” “这么快？” 我看得出她很舍不得。她紧紧握着方维志的手，她是否自私，我不知道，有一个男人愿意等她三年，她是幸福的。在这个步伐匆匆的都市里，谁又愿意守身如玉等一个人三年？ “文治，你负责送蜻蜓回家。”喝醉了的方维志跟文治说。 “没问题。”文治说。 “你是不是追求蜻蜓？”方维志突然问他。 文治尴尬得满脸通红，我都不敢望他。 “哥哥，你别胡说。”良湄笑着骂他。 “你为以雅设计的裙子很漂亮。”路上，文治首先说话。 “谢谢。”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 文治如果真的喜欢我，应该乘着这个机会告诉我吧？可是他没有。 “那个特辑完成了没有？”我问他。 “已经剪辑好了。” “什么时候播出？” “快了，我还没有想好这辑故事的名字，什么‘移民梦’之类的名字毫不吸引。”车子到了我家楼下。 “有没有想过就叫‘别离是为了重聚’？”我向他提议。 他怔怔地望着我，好象有些感动。 “故事里那位太太不是这样说的吗？”我搓着冰冷的双手取暖。 “是的。”他的声音有点颤抖，也许是风太冷了。 忽然之间，我很想拥抱他。 “我上去了，这里很冷。”我掉头跑进大厦里，努力拋开要想拥抱他的欲望。 那个移民故事特辑终于定名为“别离是为了重聚”。 播出的时候，我在家里收看。文治在冰天雪地里娓娓道出一个别离是为了重聚的故事。那个探亲之后孤单地回来香港的丈夫，在机舱里来来回回哼着粤剧“凤阁恩仇未了情”里面的几句歌词： “人生如朝露，何处无离散。” 从前的别离，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放下儿女私情。 今天的别离，首先牺牲的，也是儿女私情。 儿女私情原来从不伟大，敌不过别离。 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文治。 “你在看吗？”我问他。 “嗯。” “很感动。” “是的。”他带着唏嘘说。 画面消去，我整夜也睡得不好。 午夜爬起床，我画了很多张设计草图。 杨弘念是我们的客席讲师，也是香港很有名气的时装设计师，一天下课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 “我打算推荐你参加七月份在巴黎举行的新秀时装设计大赛。” “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由各地时装设计学院推荐学生参加的比赛。” “为什么你会选中我？” “你以前的设计根本不行。”他老实不客气地说，“但是最近这几款设计，很特别，有味道。” 那一辑草图正是我在那个无法成眠的晚上画的。 “现在距离七月只有三个月时间准备。”我担心。 “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我当然不可能拒绝。 我立刻就想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文治。我在学校里打了一通电话给他。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他说。 “我们晚上出来见面好吗？” “好的，在哪里？” 我约好文治在铜锣湾见面。 “你的好消息是什么？”我问他。 “公司决定把‘别离是为了重聚’这个特辑送去参加纽约一个国际新闻纪录片比赛。你的好消息又是什么？” “也是一个比赛，讲师推荐我参加巴黎的国际新秀时装设计大赛。” “真的？恭喜你，可以去时装之都参赛，不简单的。” “高手如云，我未必布机会呢。” “能够参加，已经证明你很不错。” “但是距离比赛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内把参加比赛的一批衣服赶起，时间很紧迫。” “你一定做得到的。” “我差点忘了恭喜你。” “谢谢。” “这三个月我不能再到电视台报告天气，因为工作实在太迫，我要专心去做，我已经跟方维志请了假，准备迎接三个月昏天暗地的日子。” “那我们三个月后再见，不要偷懒。” 那三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杨弘念专用的制衣厂里，跟他的裁缝一起工作，修改草图、选布料，找模特儿试身。 昏天暗地的日子，益发思念文治，只好趁着空档，在制衣厂里打电话给他。 “努力呀。”他总是这样鼓励我。 “我很挂念你。”我很想这样告诉他，可是我提不起勇气，等到我从巴黎回来，我一定会这样做。 差不多是在出发到巴黎之前的两天，我终于完成了那批参赛的时装。 我早就告诉过文治，我会在七月二日起程，如果他对我也有一点意思，他应该会打一通电话给我。 七月一日的那天，我留在家里，等他的电话。他负责黄昏的新闻报导。新闻报导结束之后，他并没有打电话来给我。 也许他根本忘了我在明天出发。 晚上十点多钟，正当我万念俱灰的时候，他的电话打来了。 “你还没有睡吗？” “没有。”我快乐地说。 “我刚才要采访一宗突发新闻，所以这么晚才打来，你是不是明天就出发？” “嗯。” “我明天早上有空，你行李多不多，要不要我来送机？” “不，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机场是别离最多的地方，不要来。” “哦。”他有点儿失望。 “你现在在哪里？”我不舍得让他失望。 “我在家里，不过晚一点要回电视台剪片。” “不如你过来请我喝一杯咖啡，当作送行，好吗？” “好，我现在就过来。” 我换好衣服在楼下等他，三个月不见了。我从来没有饮这一刻那样期待一个人的出现。 文治来了，并没有开车来。 “你的机车呢？” “拿去修理了。”他微笑说。 三个月不见，站在我面前的他，样貌丝毫没变，眼神却跟从前不一样了。他望着我的眼神，好象比从前复杂。 我垂下头，发现他用自己的右脚踏着左脚，他不是说过紧张的时候才会这样做的吗？ 他是不是也爱上了我？ 选择步行而来，是因为双脚发抖吗？ “你喜欢去哪里？”他问我，用复杂的眼神等我回答。 “去便利店买一杯咖啡，一边喝一边走好吗？今天晚上的天气很好。” 我们买了两杯咖啡，走出便利店。 周五晚上的骆克道，灯红酒绿，吧女在路上招摇，风骚的老女人在酒吧门前招徕客人，卖色情杂志的报贩肆意地把杂志铺在地上。虽然看来堕落而糜烂，湾仔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纽约新闻奖的结果有了没有？”我问他。 “这个周末就揭晓。” “那个时候我在巴黎，你打电话把结果告诉我好吗？”我央求他。 “如果输了呢？” “不会的。那个特辑很感动，别离，本来就是人类共通的无奈。” “你呢？心情紧张吗？” “你说得对，能去巴黎参赛，已经很难得，胜负不重要。况且，可以免费去巴黎，太好了，比赛结束之后，我会坐夜车到伦敦看看，在那里留几天。” “你不是说很喜欢意大利的吗？为什么不去意大利？” “对呀，就是因为太喜欢，所以不能只留几天，最少也要留一个月，我哪有时间？还要回来准备毕业作品呢。” “真奇怪。” “什么奇怪？” “如果很喜欢一个地方，能去看看也是好的，即使是一两天，又有什么关系？” “我喜欢一个地方，就想留下来，永远不离开。喜欢一个人也是这样吧？如果只能够生活一段日子，不如不要开始。” “是的。”他低下头说。 咖啡已经喝完，文治送我回家。 “你到了。”他说。 我不舍得回去。 “你什么时候要回去电视台？”我问他。 “一点钟。” 我看看手表，那时才十一点四十五分。 “时间还早呢，你打算怎样回去电视台？” “坐地铁。” “我送你去地铁站好吗？我还不想睡。” 他没有拒绝我。 我陪他走到地铁站外面。 “时间还早呢。”他说，“如果你不想睡，我陪你在附近走走。” “好的。” 结果，我们又回到我家楼下。 “我说过要送你去地铁站的－－”我说。 “不用了，地铁站很近。” “不要紧，我陪你走一段路。” 我们就这样在湾仔绕了不知多少个圈，最后来到地铁站口，已经是十二点四十分，谁也没时间陪对方走一段路了。 “我自己回去好了。”我说。 文治望着我，欲言又止，我发现他又再用右脚踏着左脚面。 我好想抱着他，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 “希望你能拿到奖。”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有说不出的失望。 “你也是。”我祝福他。 “回来再见。”他移开踏在左脚上的右脚。 “保重。”我抬头说。 我转身离开，没有看着他走进地铁站，我不舍得。整夜不停地绕圈，腿在绕圈，心在绕圈，到底还要绕多少个圈？ 杨弘念陪我一起去巴黎。他在巴黎时装界有很多朋友。有他在身边，我放心得多。 坊间有很多关于杨弘念的传闻，譬如说他脾气很怪，有很多女朋友。他的名字曾经跟多位当红的模特儿走在一起。 他每星期来跟我们上两课。以他的名气，他根本不需要在学院里教学生，我觉得他真的是喜欢时装。 “你是不是在电视台报告天气？”在机舱里，杨弘念问我。 “你有看到吗？” “那份工作不适合你。” “为什么？” “你将来是时装设计师，去当天气报告女郎，很不优雅。” 我有点生气，跟他说： “我只知道我需要生活，时装设计师也不能不吃人间烟火。我没钱。” “没有一个时装设计师成名前是当过天气报告女郎的。”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不一定会成名。” “不成名，为什么要当时装设计师？在这一行，不成名就是失败。你不要告诉我你这一次去巴黎，并不想赢。” 空中小姐在这个时候送晚餐给乘客，杨弘念施施然从他的手提袋里拿出一只香喷喷的烧鹅来。 “我每次都会带一只烧鹅上机。”他得意洋洋地说。 “你要吃吗？”他问我。 “不要，你自己吃吧。”我赌气地说。 “太好了，我不习惯与人分享。” 他津津有味地吃他的烧鹅，我啃着那块像纸皮一样的牛排。 “你成名前是干什么的？”我问他。 “你为什么想知道？”他反问我。 “我想你成名前一定做着一些很优雅的工作。”我讽刺他。 “我是念建筑的，在建筑师楼工作。” “建筑？一个建筑师跑去当时装设计师？” “时装也是一种建筑，唯一不同的是时装是会走动的建筑物。” “我只是个做衣服的人，我是裁缝的女儿。” “怪不得你的基本功那么好。” 没想到他居然称赞我。 “可是，你的境界还不够。”他吃过烧鹅，仔细地把骨头包起来。 “怎样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想知道吗？” 我点头。 他笑了一下，然后闭上眼睛睡觉。 真给他气死。 虽说是设计界的新秀比赛，但是对手们的设计都十分出色。在那个地方，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 结果，很合理地，我输了，什么名次也拿不到。虽然口里不承认想赢，但是我是想赢的。 跟杨弘念一起回到酒店，我跟他说： “对不起，我输了。” “我早就知道你会输。”他冷冷地说，然后撇下我一个人在大堂。 我冲上自己的房间，忍着眼泪，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要给杨弘念看扁。 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我拿起话筒： “谁？” “是周蜻蜓吗？” “我是。你是谁？” “我是徐文治－－” “是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个特辑拿了金奖。” “恭喜你。” “你呢？你怎么样？” “我输了。”我拿着话筒哽咽。 “不要这样，你不是说，能到巴黎参赛已经很不错吗？”他在电话那边厢安慰我。他愈安慰，我愈伤心。 “听我说，你并没有失去些什么，你得的比失的多。”他说。 “谢谢你。” “行吗？” “我没事的。” “那我挂线了。” “嗯。”我抹干眼泪。 “再见。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谢谢你。” 虽然输了，能够听到文治的安慰，却好象是赢了。 第二天晚上，我退了房间，准备坐夜车到伦敦。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跟杨弘念说一声，虽然他那样可恶，但他毕竟和我一道来的，我一声不响地离开，好象说不过去。 我走上杨弘念的房间，敲他的门，他睡眼惺忪出来开门。 “什么事？”他冷冷地问我。 “通知你一声，我要走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吵醒我？” “对不起。”我难堪地离开走廊。 他砰然把门关上。 我愈想愈不甘心，掉头走回去，再敲他的门。 他打开门，见到又是我，有点愕然。 “就是因为我输了，所以你用这种态度对我？”我问他。 “我讨厌失败，连带失败的人我也讨厌。” “我会赢给你看的。”我悻悻然说完，掉头就走，听到他砰然把门关上的声音。 我憋着一肚了气，正要离开酒店的时候，大堂的接线生叫住我： “周小姐，有电话找你，你还要不要听？” 我飞奔上去接电话，是文治。 “你好了点没有？”他问我。 没想到是他，我还以为是杨弘念良心发现，打电话到大堂跟我道歉，我真是天真。 我努力压抑自己的泪水。 “我现在就要坐夜车去伦敦。”我说。 “路上小心。”他笑说。 “你可以等我回来吗？回来之后，我有话要跟你说。” 回去之后，我要告诉他，我喜欢他。 “嗯。”他应了一声，彷佛已猜到我要说什么。 “我要走了。”我说。 “再见。” “谢谢。” 在从巴黎开往伦敦的夜车上，都是些孤单的旅客，可是我不再孤单。 在伦敦，我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下一个小小的银色的相架，相架可以放三张大小跟邮票一样的照片。相架的左上角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小仙女，她是英国一套脍炙人口的卡通片里的主角花仙子。相架上，刻着两句诗，如果译成中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五天之后，回到香港的家里，我正想打电话给文治，良湄的电话却首先打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找了你很多次。” “刚刚才到，什么事？” “徐文治进了医院。” “为什么？”我吓了一跳。 “他前天采访新闻时，从高台掉下来，跌伤了头。” “他现在怎么样？” “他昏迷了一整天，昨天才醒来，医生替他做了计算机扫描，幸亏脑部没有受伤。” 我松了一口气，问良湄：“他住在哪一家医院？” 我拿着准备送给他的相架，匆匆赶去医院。只是，我从没想过，走进病房时，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坐在床沿，正喂他吃稀粥。 那一剎，我不知道应该立刻离开还是留下来，但是他身边的女人刚好回头看到了我。 “你找谁？”女人站起来问我。 头部包扎着的文治，看到了我，很愕然。 我结结巴巴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让我来介绍－－”文治撑着虚弱的身体说，“这是我的同事周蜻蜓，这是曹雪莉。” “你也是报告新闻的吗？”曹雪莉问我。 “我报告天气。”我说。 “哦。”她上下打量我，彷佛要从中找出我和文治的关系。 “请坐。”文治结结巴巴的跟我说。 “不了，我还有事要办。”我把原本想送给他的相架放在身后，“良湄说你进了医院，所以我来看看，你没什么吧？” “没什么了，谢谢你关心。”曹雪莉代替他回答。 “那就好了，我有事，我先走。”我装着真的有事要去办的样子。 “再见。”曹雪莉说。 文治只是巴巴的望着我。 “谢谢。”我匆匆走出病房。 出去的时候，方维志刚好进来。 “蜻蜓－－”他叫了我一声。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走廊。 本来打算要跟文治说的话，已经太迟了，也许，我应该庆幸还没有开口。 我在医院外面等车，方维志从医院出来。 “哥哥。”我叫了他一声，我习惯跟良湄一样，叫他哥哥。 “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我。 “今天下午。” “在巴黎的比赛怎么样？” “我输了。” “哦，还有很多机会啊。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我指着我手上那个用礼物盒装着的相架。 “没用的。”我把相架塞进皮包里。 “文治的女朋友一直住在旧金山。” “是吗？”我装着一点也不关心。 “他们来往了一段时间，她便移民到那边。” “你早就知道了？”我心里怪责他不早点告诉我。在他跟高以雅请吃喜酒的那天晚上，他还取笑文治追求我。 “曹雪莉好象是一九八四年初加入英文台当记者的，她在史丹福毕业，成绩很棒。几年前移民后，就没有再回来，我以为他们分手了。” 一九八四年？如果一九八三年的时候，我答应到电视台担任天气报告女郎，我就比她早一步认识文治，也许一切都会不同；但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念预科的黄毛丫头，怎可能跟念史丹福的她相比？ “他们看来很好啊。”我说。 “我也不太清楚。”他苦笑，“文治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有责任感的男人是很痛苦的。” “你是说你还是说他？” “两个都是。” “你不想跟以雅结婚吗？” “我是为了负责任所以要等她，千万别告诉她，她会宰了我。”他苦笑。 那天之后，我没有再去医院探望文治，我想不到可以用什么身份去探望他。 知道他康复出院，是因为在直播室里看到他再次出镜报告新闻。 我站在摄影机旁边看着他，那个用右脚踏着左脚的文治，也许只是我的幻觉。 新闻报告结束，我们无可避免地面对面。 “你没事了？”我装着很轻松地问候他。 “没事了，谢谢你来探望我。” “我顶过去准备了。”我找个借口结束这个尴尬的时刻。 报告天气的时候，我悲伤地说： “明天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又如何？ 报告完天气，我离开直播室，看到文治在走廊上徘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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