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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睡吧，反正每天的日出都是一样。”文治说。 “你忍耐一下吧，我忽然很想看日出。” “不行了，我昨天工作到很晚才睡。” “求求你，不要睡，陪我看日出。” “好的。”他苦笑。 我把皮包里的钟盒拿出来，放在身边。 “这是什么东西？” 我把钟盒放在他身边，让他听听那滴答滴答的钟声。 “是个钟吗？” 我掀开盒子，盒子跟一个有分针的钟连在一起，盒盖打开了，便可以看到里面的钟。一只浮尘子伏在钟面上十二点至三点之间的空位。 “这是虫吗？”文治问我。 “这种虫名叫浮尘子，别看它身躯那么小，这种虫每年能够从中国飞到日本。” “为什么会在钟里面放一只已死去的虫？” “这个钟是爸爸留给我的。做裁缝的爸爸最爱搜集昆虫的标本。” “所以你的名字也叫蜻蜓？” “对呀，他希望我长大了会飞，但是蜻蜓却不能飞得太高。” “这只浮尘子也是你爸爸制的标本吗？” “嗯。爸爸有一位朋友是钟表匠，这个旅行钟是他从旧摊子买回来的。他把爸爸这只浮尘子镶在钟面上，送给我爸爸。所以这个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既然有那么多昆虫标本，为什么要用浮尘子？” “妈妈喜欢浮尘子，她说时光就像浮尘，总是来去匆匆。” “你经常把这个钟带在身边的吗？” “去旅行的时候就会带在身边，来南丫岛也算是旅行呀。” 我把闹铃时间调校到清晨五点钟：“万一睡着了，它也可以把我们叫醒。还有二十分钟就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 他苦撑着说：“是的。” 我的眼睑快要不听话地垂下来了。 “别睡着。”我听到他在我耳边叫我。 “跟我说些话。”我痛苦地挣扎。 渐渐，我连他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刺眼的阳光把我弄醒，我睁开眼，太阳已经在天边。 我望望身旁的文治，他双手托着头，眼睁睁地望着前方。脸上挂着两个大眼袋，欲哭无泪。 “对不起，我睡着了。”我惭愧地说。 “不－－要－－紧。”他咬着牙说。 “为什么闹钟没有响？”我检查我的钟。 “响过了，你没有醒来。”他连说话也慢了半拍。 离开南丫岛，方维志与良湄一起回家，熊弼回去大学宿舍。 “看日出的事，真的对不起。”在路上，我向他道歉。 “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好多了。”他笑说。 “你真的不怪我？” “在日出前就能睡着，是很幸福的。” 在巴士上，文治终于睡着了，我轻轻依偎着他。 我望着我的浮尘子钟，到站的时候，文治刚好睡了二十分钟。 我们失去的二十分钟，竟然可以再来一次。 “我到了。”我叫醒他。 他醒来，疲倦的双眼布满红筋。 “我们会不会见过？在很久以前？”我问他。 “是吗？”他茫然。 “我好象有这种感觉。别忘了下车。”我起来说。 “再见。”他跟我说。 “谢谢。”我说，“我两天后去成都。” “是吗？是去工作，还是什么的？” “去旅行，一个人去。” “回来再见。” “谢谢。” 我走下车，跟车厢里的他挥手道别。 在日出之前，我早就爱上了他。 为什么？ 在出发到成都的那天早上，我在火车站打了一通电话给文治。 “我出发啦，有没有东西要我带回来？” “不用了，你玩得开心点吧。” “我上车了。” “路上小心，再见。” “谢谢。”我挂上电话，站在月台上等车。那一剎，我突然很挂念他。他总能够给我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 在从广州开往成都的火车上，我把浮尘子钟拿出来，放在耳边，倾听那滴答滴答的声音，多少年来，在旅途上，我都是孤单一个人，唯独这一次，却不再孤单。 从成都回来，我带了一瓶辣椒酱给文治。原本那个瓶子很丑陋，我买了一个玻璃瓶，把辣椒酱倒进去，在瓶子上绑上一只蝴蝶结。 那天在电视台见到他，我小心翼翼把辣椒酱送给他。 “成都没什么可以买的礼物，这种辣椒酱很美味。” “瓶子很漂亮。”他赞叹。 “是我换上去的。” “怪不得，谢谢你。”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辣椒酱－－” “我喜欢，尤其喜欢吃印度咖喱。” “你那个特辑顺利吗？” “这几天从早到晚都在剪片，现在也是去剪片室。” “我可以看吗？” “你有兴趣？” “嗯。” “好吧！” “是关于什么的？” “是关于移民的。” 在剪片室里，我坐在文治告剪接师后面，观看文治的采访片段。特辑探讨的是当前香港人的移民问题，为了逃避九七，很多家庭选择夫妻两地分隔。特辑里主要采访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都是丈夫留在香港，太太和孩子在多伦多等候入籍。 其中一个个案，那个孤身在香港的男人，从前每天下班后都跟朋友去饮酒，很晚才回家，太太带着独子移民多伦多之后，男人反而每天下班后都回到家里等太太的长途电话。女人在冰天雪地的异国里，变得坚强而独立，反而男人，在圣诞节晚上，跟彼邦的太太通电话时泣不成声，还要太太安慰他。 他太太在电话里说：“别这样，当初我们不是说好为了将来，大家忍受分开三年的吗？” 男人饮泣：“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坚强的太太说：“别离是为了重聚。” 离开电视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我送你回去吧。”文治说。 “谢谢你。” “你觉得怎么样？”文治问我。 “我在想那位太太说的话，她说‘别离是为了重聚’，别离真的是为了重聚吗？” “以前的人，为了一段感情不离别，付上很多代价，譬如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机会。现在的人，却可以为这些而放弃一段感情。离别，只是为了追寻更好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男人很可怜－－” “是的，他太太走了后，他才发现他不能没有她。圣诞节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里陪他一起等他太太的长途电话，没想到他会哭成那样。他一直以为是他太太不能没有他。下星期是农历年假期，我们采访队会跟他一起到多伦多，拍摄他过去探望家人的情形。” 没想到我刚回来，他又要走了。 “到了。”他放下我，“有什么要我带回来？” “不麻烦吗？” 他摇头。 “我要一双羊毛袜。” “为什么是羊毛袜？” “只是忽然想到。” “好的。再见。” “谢谢，一路顺风。” 他开车离开，转瞬又回来。 “我刚才跟你说再见－－”他说。 “是的。谢谢。” “为什么每次我跟你说再见，你都说‘谢谢’，而不是说‘再见’？” “我不说再见的。无论你跟我说‘再见’、‘拜拜’或者‘明天再见’，我都只会说谢谢。”我说。 星期天，在画室教小孩子画画的时候，我吩咐他们画一双羊毛袜。 “为什么要画一双袜？”班上一个男孩举手问我。 “只是忽然想到。”我说。 真正的理由十分自私，我挂念在冰天雪地里的他。 农历年三十晚，我在良湄家里吃团圆饭。 良湄问我：“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 “当然是找工作，也许会到制衣厂当设计师。” “我哥哥要结婚了。” “是吗？”我问方维志，“哥哥，恭喜你，是不是跟高以雅？” “除了她还有谁？”良湄说。 “以雅要到德国进修，一去就是三年，她想先结婚，然后才去那边。” “你会不会跟她一起去？” “我会留在香港，我的事业在香港。”方维志无奈地说。 “你的意思是以雅向你求婚的吗？”良湄问她哥哥。 “我不介意等她，但是她觉得既然她要离开三年，大家应该有个名分。” “哥哥，以雅对你真好。”我说。 高以雅才二十七岁，她才华横溢，条件也很好，三年后的事没人知道，她根本没需要在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份牵制。 “我认为她有点自私。”良湄替她哥哥抱不平，“她要离开三年，却要你在这里等她。你成为了她丈夫，就有义务等她，你若变心，就是千夫所指。但是她忘了是她撇下你的。” “爱一个人，应该包括让他追寻自己的理想。”方维志说。 “如果我很爱一个男人，我才舍不得离开他。蜻蜓，你说她是不是自私？”良湄逼我表明立场。 “德国，是很遥远的地方啊！”我说。 “是的。”方维志说。 “相隔那么远，不怕会失去吗？爱情应该是拥有的。” “爱情，就是美在无法拥有。”方维志说。 我要很久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 文治从多伦多回来，带了一双灰色的羊毛袜给我。 “谢谢你，很暖啊！”我把羊毛袜穿在手上，“你不是说喜欢吃印度菜的吗？我知道中环有一间，不错的。我请你好吗？”我说。 他笑着说：“好呀，那边的印度菜难吃死了。” “那个男人的太太怎么样？”在餐厅里，我问他。 “她比她丈夫坚强得多，临行前，她吩咐她丈夫不要常常去探她，要省点钱，还叫他没必要也不要打长途电话给她，电话费很贵。” “女人往往比男人容易适应环境。” “因为男人往往放不下尊严。”文治说。 吃过甜品之后，女侍应送来一盘曲奇蛋饼。 “这是什么？”我们问她。 “这是占卜饼。”她说。 “占卜饼？”我奇怪。 “每块饼里都藏着一张签语纸，可以占卜你的运程。我们叫这种饼做幸福饼，随便抽一块吧。”她微笑说。 我在盘里选了一块。 “不知道准不准－－”我说。 “你还没有看里面的签语纸。”文治说。 我将蛋饼分成两瓣，抽出里面的签语纸，签语是：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真的可以永远不悲伤吗？”我问文治，“不可能的。” “签语是这样写的。” “轮到你了，快选一块。” 文治在盘中选了一块，拿出里面的签语纸来。 “上面写些什么？”我问他。 他把签语纸给我看，签语是： 珍惜眼前人。 谁是眼前人？他望着我，有点儿尴尬。 “走吧。”他说。 回家的路上，寒风刺骨，微雨纷飞。 “已经是春天了。”我说。 他没有回答我，他的眼前人是我吗？ “我到了。”我说。 他停车，跟我道别。 “为什么你不说再见？”他问我。 “你要知道吗？” “如果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爸爸最后一次进医院的那个早上，我离家上学，临行前，我跟他说：‘爸爸，再见。’结果我放学之后，他已经不在了。妈妈临终前躺在医院，她对我说：‘以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来，跟我说再见。’我对她说了一声再见，结果我永远再也见不到她。我讨厌别离，‘再见’对我来说，就是永远不再见。” “对不起。”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说。 “谢谢你。” 他在风中离去，那背影却愈来愈清晰。 他是另有眼前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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