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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战发生以后十个月，我曾在《十三年和十三月》里写道： 做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 在我写这九十一个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我生怕事实的演变会把我的“深信”弃置为“预言”——甚至是算命先生式的预言。在一个再启蒙的运动中，我乐意做一名先锋，但却不是“廖化式”的先锋，蜀中没有大将，“大批的主将”，光是廖化又有什么用？ 居浩然先生这次去澳洲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感慨地对我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因下了你一个人去做‘姜维’吧！” 听了他的话，我们忍不住大笑，因为只有大笑，才能给我们的眼泪做堤防。 如今，我，一个没有职业也没有浮海家伙的人，依稀在梦里、在酒醉里，厚颜接受浩然的委任，做起姜维来了，我的心情比一年半前还沉重。姜维的血泪是孤臣孽子的血泪，姜维的悲哀是为时代殉葬者的悲哀。有多少次，我似乎过敏地感觉到我将注定为我所面临的时代殉葬，它也需要这么一个“满天星斗的小星”来为它殉葬。恰似那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我是时代崩溃的选民。 过去的大星已殒落，现在的大星又在哪儿？如果时代不许你的光芒再大，那么，殒落吧，你这颗小星！ 一九六四年六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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