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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党无派”的自立晚报，希望我这个“无党无派”的人，用四千字的篇幅，给一九六四年元旦特刊写篇谈中国思想趋势的文字。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主要的困难是：这样复杂繁重的问题，用四千字的简略讨论，最容易流为空泛，流为推理中简单公式的谬误（fallacy of tabloid formula）。 在这种可能的空泛和谬误面前，我仍愿做一次尝试。我希望我能在复杂繁重的思想戈登结（Gordian Knot）上，砍下一刀。并且就凭这一刀，劈开中国思想的“核”。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对这个答案的揭晓，我们的上一代已陆续偿付了重大的首先，他们从“万国衣冠拜冕旈”的陶醉中惊醒。然后，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接受了“奇技淫巧”：戴起了眼镜，挂上了闹钟；进一步，他们很不愿意的说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在义和团的热血凝固以后，在洋鬼子的“文化侵略”生根发芽以后，我们的上一代退守到最后的马奇诺，在这条防线的壕沟里，他们用美援做营养，高谈民族文化的精英。 这种演变，是开始跟洋鬼子打交道的人绝没想到的。当年的封疆大吏（胡林翼）第一次看到外国的轮船，对西方文化突然感到恐惧，恐惧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可是今天呢？ 今天的封疆大吏不恐惧了，他们若要做固有文化的孝子，只消“勒‘汽车’回家”就够了。他们在把孔回来，即使“中途呕血”，也有留美医师赶来急诊，急诊以后，他们仰在沙发上，衔着吕宋烟，放心他说着风凉话：“何必找西医呢？其实一副中药就行了！” 任何曾为文化奋斗而做了烈士的人，他们在九泉之下或九重天上，都会死不瞑目的质问：“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矛盾结局么？中国文化难道就是用来点缀或用来串假戏的么？ 中国文化难道真的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潮流么？” 文化烈士的质问和文化孝子的言行，已经逼得我们要觅取新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们上一代所陆续揭晓的答案，都不是我们所能满意的答案。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我这里写“孔子时代的空气”，我的心情是不痛快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文献典籍，不要说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就便是有五十万六千种，它的主流，也不过是以孔子的呼吸为呼吸的。如果一定要分出些大同小异，我认为有三个系统足可以囊括了：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事实上，孟子口里的“性”，并不是孔子口里的“性”；程颢口里的“仁”，也不是孔子口里的“仁”；康长素（有为）口里的“素王”，更不该属于孔子的，孔子生前死后都整天吃荤，哪里还是什么“素王”？康长素自己“长素”，才真正是“素王”。 所以，“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真正的“圣人之真”，甚至可能不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论语》，当然更可能不是《中庸》、《大学》了。可是谁能想到，光在《大学》中的一个抽象名词——“格物”，就聚讼纷纷，有七十多种说法。请看“圣人之真”，“真”在哪儿？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苟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 虽然孔子之言遍天下，但是孔子之言见诸行事却是困难的，即使孔子本人，他奔波一辈子，又被困又挨饿，最后还是不能得君行道。至于他的人生箴言方面，合乎人情而能行得通的，也不算多。它们许多都是空洞的、拿来说说的，并不能真的去实行。例如“三年之丧”，孔子的几个学生以外，据我所知，只有清初的颜习斋彻底实行了，彻底实行的结果是大病一场。又如“温、良、恭、俭、让”，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算是这种人物：呼号鸣鼓攻人，且以杖敲人膝盖，这哪里是“温”？骗蒲人，见南子，这哪里是“良”？使孺悲尴尬，这哪里是“恭”？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哪里是“俭”？舍不得卖车葬颜回，这哪里是“让”？故孔子的许多教条，并不是时时可行、事事可行、人人可行，不可行而硬要行，于是只好言行不一，人格分裂。 在二重人格之下，便出现了一种“非孔系统”。“非”并不是反对；（哪里敢？）而是假戏唱多了，太闷了，只好另谋出路，求点发泄和补偿。所以，古代朱子大喊了一阵孔孟之道，然后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现代朱子也大喊了一阵孔孟之道，然后引诱某省主席的女儿，先好后娶。更好玩的例子是清朝的袁子才，他白天顶着孔孟的帽子写文章，晚上却著他的鬼书《子不语》。《子不语》者，圣人孔子所不语之事也！ 这样说来，“非孔系统”里的人，可说大部分又全是“泛孔系统”里的人（甚至包括孔子本人在内）。 “反孔系统”的人，并不一定反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孔子制帽厂里的单行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反孔系统”极难有什么大作为。即使反，一也不能彻底，二也不能放肆。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局部、很不明显。在这个系统里的人物，古代的庄子、汉朝的王充，都是有名的。其他所见的，则多是偶尔一露的反叛倾向，直到民国以后的吴虞，才算集了大成。 ……（略——编者） 在这些旧时代的渣滓的壅塞下、在这些旧时代的逆流的威胁下，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一定要彻底认清什么是我们中国思想的趋势和取向，什么是我们所要揭晓的答案。 有些以新儒家自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觉得这个答案是“泛孔思想”的复兴，他们认为“泛孔思想”中有自由主义的因子和传统，这种因子和传统，可以配上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义，一齐做为反共和建国的工具。我认为这种梦想是不能实现的。……（略——编者）在新时代中，一切中国旧时代的产品，不论是上面所说的那一系统，都不能配合现代的齿轮而发生作用，即使它们有的还很“完好”，可是却统统装不上现代的机器。它们只好送进了博物院。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Operational meaning）、没有认知的思想（Cognitivethinking）、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禁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新年来了！“一年之计”的日子也来了！朋友们．你选择的时候到了！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台北《自立晚报》一九六四年的元旦特刊。是《自立晚报》的社长叶明勋先生拉我写的。（《自立晚报》“新岁献言”略一一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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