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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远祖源自山东省齐河县，即是《老残游记》中描写的，那个年年受黄河泛滥灾害的地方。 由于连年灾荒，生活艰困，身为佃农的祖先便忍痛远离故乡，到山海关外的陌生世界里去开创新天地。勤奋是可以致富的，他们以不畏难的精神，用血与汗去与天争，除荆斩棘，翻土播种，终于获取成果，得以生存，定居。因此我的故乡是黑龙江。 祖父瑞乡公是个英明果断的胸怀大志的人，虽以劳力换取了丰衣足食，却不以为满足，他认为智慧与学养，也是做为一个优秀的人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把他的三个儿子，伯父、父亲和叔父，都送到学校里去读书。 父亲在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返乡服务，与就读哈尔滨医专的母亲成婚，“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人迫害知识分子，他们双双逃到北京，这是我为什么在北京出生的原因。 在北京的幼儿时代是温馨可爱的，但“七·七”事变的炮声震碎了我的无忧世界，我童稚的心灵初次尝到国破家亡和逃难的滋味。我们在前面逃，日本侵略者在后面赶，直逃到四川重庆才停住脚。 抗战时期物资缺乏，我家住在市郊的小镇沙坪坝，孩子们既无玩具也无今天的所谓《儿童读物》，我的最有趣的“游戏”便是蹲到书店的摆书的大桌子下看白书。我那时看书不知选择也不懂好坏，从张恨水到莎士比亚一概翻开就看，而最喜欢的是剧本，曹禺、郭沫若、吴祖光的剧本曾一本不漏地读过，以至最早梦想过当演员，后来看了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很受感动，认为不如当记者，最后又觉得还是诗人最潇洒，何不写诗？在四川由童年到少年期那七八年，我便是这么懵懵懂懂地做着白日梦过去的。以写作做为终生职业的念头，可说从那时就萌生了。 抗战胜利，新的战火又起，故乡正在进行土改，亲属四散，我家在沈阳住了一年，我在那儿读了一年中学，前往南方，在南京过了一年动荡不安的生活，又随人潮渡过海峡，到达台湾。在台湾，我走过彷徨的少年期，长大成人。 我很早便开始了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生活，做过电台播音员、编辑、银行职员等等，直到一九六○年远赴巴黎研习设计美术。连我自己事先也没料到，会转到瑞士来学习，在瑞士成了领有执照的美术设计师。 原以为艺术与文学在我心里占有同等的地位，当我真正从事美术设计的工作时，才体会到，文学对于我是流在血里的东西，永远不可能相忘，就像过去那些年从来不曾忘记过一样。 事实上，不管我在从事哪种职业，从没放弃过在工余时试着写作。到欧洲的最初几年，我仍是个业余写作者，通常是写些游记，寄到台北一个叫《自由谈》的杂志上发表。 我真正不间断的专业写作，是自一九七二年起始。那年二月，我初次回到离开了十几年的台湾，发现景物人物均已全非，非得几乎连原来的自己也找不到了，震撼之大，感触之深，引我很自然地深思起一个问题：那么多的炎黄子孙寄身异域，到底是基于何种因素？付的是什么代价？他们对故国故园的感情是怎样的？ 于是，回到欧洲我便开始振笔疾书，写出了一连串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之类。我的作品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美国、欧洲的中文报章杂志上发表，到今天结集成书的共二十余本，其中若干有台湾和大陆的不同版本。由于我的作品很真实地反应了海外华人的心态，也就很引起海外华人读者的共鸣，在过去二十年间，曾多次应邀到不同的国家，为华侨和留学生团体做演讲或开座谈会。 瑞士是世界上最求好心切、讲规律好清洁的国家，人民勤快的程度令人吃惊，在这儿做个家庭主妇自然不是轻松的事。 我于一九六一年与外子结婚，他是个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也是终年的工作、奔波，后来有了孩子，琐碎事愈形增加，因此我们一直生活在忙碌与劳累的状况下。 孩子们小的时候，我总是清晨五点即起，一杯咖啡下肚，提笔就写，他们起床前已写了两个小时，白天一整天带孩子，采买、打扫，做家务，晚上还要熬夜写上一阵。近几年来，由于健康关系，不敢起早贪黑地赶了，出产量已减低，追求的是质的提升，和打入西方文坛。 很坦白地说，做为一个长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处境是很尴尬，心情是很寂寞的。明明是生活在西方人群中，却没有一个西方人弄得清你在做什么：也许他们知道你是个写文章的，可是谁又认识中文字？你明明是做文学工作的，偏偏当地的一切文化活动都没你的份，他们看你就是个普通的外国人，文艺圈里没你的立足地，你嘛，写了文章只好往中国寄。写文章给自己的同胞读原是我的目标，千愿万愿，绝无所怨，但是我拿的是瑞士的护照，将一生住在这个国家，而他们不能读我的作品，不把我当作家看待，这该是何等的孤绝和寂寞？因而我对自己说，必得设法打开这种苦闷的局面。 西方人对中国文坛是陌生的，投注的关怀也是有限的，除了极少数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之外，可说根本缺乏兴趣。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孤军奋斗的“外国”作家，虽有打开局面的决心，实际上是难得不知从何着手。 但是，我终于走通了一些路，如今是瑞士全国作协的会员，国际笔会瑞士笔会中心的会员，瑞士亚洲文化研究会，和德国柏林市作家协会，以及一些与文学相关团体的会员。在这些组织里，我不单是唯一的华裔，也是唯一肤色不同的“外国”人，每当开会，坐在一群黄发碧眼群中，显得十分特殊。反对的声音当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友善的支持和热情的接待，在一些西方文坛人士的眼睛里，我这个中国人是直爽宽厚不耍心机的，认为可以交个朋友，也正因此我才能够进入他们的圈子。 一九八七年初，我的第一本翻成德语的短篇小说集《梦痕》（Traumsyuren），在西德出版，因为内容描写的全是海外华人的遭遇和感情，寄居他乡的寂寞，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使西方读者初次注意到，原来这些移民来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并不似他们想像的那么单纯，在丰衣足食之外还有精神的需求，家国之思，和因西方社会对华人歧视而衍生的困扰。这使他们很出乎意外，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瑞士的几家大报都有评论和介绍，记者来采访、电视来做专题记录影片，许多文化团体来邀请我做演讲。自从《梦痕》出版后，在西德和瑞士，我至少做过十场以上的演讲。通常的情形是：从主持人到听众全部是西方人，只有我这个主讲人是东方人——中国人。 起始时，我对这种情形颇不习惯，心理上有一种特别孤单的感觉，但两三次演讲下来之后，便完全习惯了，而且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使西方人认识中国和沟通中西文化的好机会，西方文化界的朋友肯于连续邀请我这个中国作家或演讲或座谈，与其说是我本身的光荣，倒不如说是一个中国人的光荣，能使中国人光耀的事我都愿意做，所以，在主活极度忙碌而体力又不胜负荷的情况下，我仍在竭尽所能。 那年的新年刚过，瑞士的大报之一《城区新闻报》（Der Landbote）用十九天的时间连载我的中篇小说《翡翠戒指》（Der onadering）。瑞士的一家出版社在一九八八年为我出版了第二本德文小说。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德文译本，将于今年底在德国出版。这是我在西方文坛中一点小小的收获，写作生涯的新里程碑。 我于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碍于种种的原因，三十年来不敢踏上故土一步，然而，思乡之情是无法按捺的。一九八二年的初夏，我终于不顾舆论和可能遭遇到的困难，重新回到生长的地方。三十余年的长离别，魂牵梦萦的旧家园，给我的震撼是锥心刺骨的，我流着眼泪归来，带着悲怆离去，我问自己，为什么中国人民总在受苦？我还会再来吗？我不如死心塌地地做个异乡人吧！ 我做不成那个死心塌地的异乡人，中国大地上的美丽江山、辛勤善良的同胞，童年和少年时的点点滴滴都在召唤我，我到底是从这块土地上来的，要遗忘也不可能。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又怀着兴奋的心情，飞过千山万水携儿带女，回到故乡。这次是应作协和友谊出版公司的正式邀请，他们热情地接待我，陪我去东北、去苏杭、去南京、上海、参观古迹、登万里长城。距上次归国仅四年之差，我发现人民生活在大幅改善，物资丰富了，社会繁荣了，人们的脸上有了真正的笑容。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一连串的改革与开放的措施。一九八八年又应故乡黑龙江的邀请归国，看到了魂牵梦萦的黑龙江，一偿多年的宿愿。 写作是我的终生事业，虽然健康状况和参与各类文化活动，迫使我无法像以往那样勤快地写，但这支笔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五年前我变换题材，写了一本历史小说。这本小说曾经令文友和读者们略感意外，觉得太不像我一向的文风。因为，这本书的女主角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名女人赛金花，内容是以那个腐败的时代为经，以她个人的遭遇为纬，讨论当时的女性地位，暴露娼妓存在和纳妾制度的非人性，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庚子之役等等。 为了这部小说，光是找资料一项就费去我许多时间，在德国和瑞士找了一大叠外文资料，在台湾和大陆找了许多中文资料，那次回国到苏州，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看赛金花的故居。光是到柏林原来的满清使馆遗址，就跑了两趟，功夫确用了不少。《赛金花》出版后曾长期畅销，并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对我算是新的鼓励。 一九九一新年迭始，当今知名度最高的女作家三毛，忽然自杀身亡，引起文坛震惊，报上连续出现分析其轻生的原因？我亦不免为此深思，而写了一连串分析《文学女人》，及两性关系、爱情、婚姻，等等问题的散文，杂文。使我近年来阅读的佛学和心理学书籍，也多少有了一点用武之地。由此文坛多了个“文学女人”的名词。 欧洲原是华文文学的沙漠，近些年来华裔移民增多，华裔作家也相对的多起来，但都是闭门耕耘，各写各的，并没有以文会友的机会。基于这种情形，由我联络一些文友，大家热心奔走，欧洲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全欧性的华文文学组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巴黎成立。承文友们的信任，推选我为首任会长。三年来我们做出许多成绩。目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把欧华作家的作品译成德文并出版。 我已多少次说要“停笔”，至少不再写那费心耗神的长篇小说，但创作对于写作的人是人生的大内容，不写生命便空了一半。如今我又“故态复萌”，写长篇了。虽然慢，拖，却也要完成它。 一九九四年，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和武汉大学，将合办一个“赵淑侠作品国际研讨会”，这对我又是一个大鼓励，为此更得兢兢业业，忠诚而用心的写作。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于瑞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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