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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巴黎时间十月十六日凌晨五时，我在巴黎客寓睡梦中给电话响声惊醒。 拎起电话筒，传来家人感伤的声音。 “俞平伯的外孙打来电话，让我通知你，俞平老逝世了！” 我握着电话筒，愣了好一阵子，才嘱内子代打电话给俞平老的家属致以慰问，并通知韦奈兄代送花圈。 虽说巴黎的时间比香港早了七个小时，但，当内子再来电话时说俞平老已立即火化了，我仅剩下聊以表达遥远的哀思的一点点虔诚竟已晚了！ 那一天透早醒来，瘫在床上，俞平老的音容历历，拂之不去。 那年九月初去探望他，我已有某种预兆，所以临离开北京那一天，又去看他一次，还料不到他走得那么快。 当时的他，迹近“植物人”，除了保姆一天两餐抱他起来喝稀烂的粥水，他一直躺在床上，浑然不觉。连他平素最疼爱的外孙韦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的离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他来得孤寂，走得也孤寂，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他逝世后立即火化，是他早年向家人所作的叮嘱。 一代红学大家、一代文学宗师，丢除了一切繁文褥节——不要说隆重的追悼会、告别仪式，连他的友人向他表达悼念也来不及。 他孑然地走了，伴着他走的还有那一身坚韧不拔的傲骨！ 俞平老的外孙韦奈，四月下抄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说俞平老第二次中风，已呈昏迷状态，又说他与母亲（俞平伯的女儿）苦劝俞平老人医院，老人家恁地不肯。 理由很简单，家里的条件再不好，还是自己的窝。 正如韦奈说：“他一生为人正直善良，性格豁达倔犟。” 这也许是俞平老“倔犟”的一面。 九○年一月四日是俞平老的九十大寿，我曾在香港《明报》专栏写过一篇祝贺文章。 当时俞平老身体已很孱弱了。韦奈每次来信提及俞平老的健康，一次比一次担忧，我是一直捏着一把冷汗的。 以后几个月，我所能做到的事，是设法给他捎去一点野生花旗参。 八九年五月下抄赴北京公干，特地跑去看望他，当时他已病卧床榻，举箸不灵。我怀着怏快心情走出南沙沟俞寓。 过去，每次去探俞平老，都很开心。 快近九十岁的老人家，每次听见我来，便颤巍巍地从房间走到客厅。他执拗不让家人扶持。在他纷沓的步履中，我感到那一份执著，从有点佝偻而矮小的躯体散发出来。 他喜欢抽烟，一支又一支地抽，每次我探访，都给他带上一条香烟。 五年前的一次会面，他见到我时显得特别高兴，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参加过清华大学校庆，并在他的好友朱自清纪念碑前拍了照片。说罢把唯一的照片和嘉宾襟条送给我，我把嘉宾条别在衣襟上。 他天真地笑了。 与俞平老先生的交谊，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那时我对现代中国作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俞平老也在被研究之列。 当年，香港的篆刻家许唷野为我介绍了俞平伯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其间与俞平老通过好多遭信，每次到了北京，例必去拜访他。 俞平老是甘于寂寞的人，自从五三年受到点名批判后，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即使在一九七八年内地文艺政策开放后，许多老作家、老学者纷纷参加公开的文化、政治活动，俞平老仍然是深居简出。 晚年的他致力于旧词的钻研，闲来与他的夫人许宝训女士合作谱写了不少昆曲。 俞平老与年长他四岁的夫人是患难与共、恩爱很深的伴侣，一九八二年许夫人逝世，俞平老作悼亡诗《半帷呻吟》，情意款款。 自许夫人仙游后，俞平老即落落寡欢，某次去看望他，他倏地提起二十年代他到美国考察途经香港的事，对香港十分缅怀。后来我尽力为之奔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俞平老应香港三联书店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邀请访港，发表对《红楼梦》研究的新见解，哄动一时。 一九八八年他的《俞平伯论红楼梦》出版，凡七十七万字，是学术界的大事。这本书我原拟代为在海外出版，可惜未能实现，乃一大憾事。 俞平老逝世后，在香港报章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俞平伯和梁漱溟之不同，是他“直到死还都是‘文艺’的”，而梁漱溟则参过政。 诚然，俞平伯先生是典型的温文尔雅的书生，他是学者，也是文学家。学者是倾向于理性、冷澈的，文学家则多是热情的拥抱。俞平老在“五四”时期，曾奋力呐喊过，大力倡导“平民诗”、“民众文学”。也许这是他受到时代的感召。 但热情平伏后，他又埋首于学术研究——研治他的《红楼梦》和古典诗词。这是他的本份，始终没有丢弃。 大抵这就是文章所指的“文艺的”俞平伯。 尽管俞平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几乎没有涉足政治的圈子，但政治却偏偏找上他。 俞平伯是内地解放后三大政治案件（又称“文坛三公案”）的主角之一（其余两个主角是《武训传》的姚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胡风）。 “三公”之一的俞平伯，相信直到逝世的一天，还不知他为什么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 因为他不过是以一个学者求真求实的态度去研究中国的古典名著。 对他，这永远是解不开的谜。 “我们低首于没奈何的光景下，这便是没有奈何中底奈何。” 近来，整理俞平伯先生的赠书，发现一本他早年的诗集——《忆》，其中有以上的话语。 这本诗集写于一九二五年，中国内忧外患，文化人在“低首于没奈何的光景下”，去追忆过去的梦——特别是儿时的梦，无疑是“没有奈何中底奈何”。 当时的俞平伯也不过是廿五、六岁的光景，已置身“可诅咒的一切”的世界了，因此，他只能暂避于“疯魔似的童年的眷念”的港湾。 这是生逢乱世唯一可行的自我慰解！ 俞平老本人便很喜欢写梦境，如《梦记》、《我想》等。他的《忆》有这样两句诗： “小燕子其实也无所爱， 只是沉浸在朦胧而飘忽的夏夜梦里罢了。” 小燕子可视为俞平老的自况自喻。 对于他来说，人生是一大梦，如果他不在朦胧的梦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解、精神的寄托，他在大半生的政治风暴、巨大的人生逆流中，早已遭到灭顶之灾。这是无奈何中的奈何！ 韦奈兄在本书曾写到俞平老病重的时候，曾念叨着“给写文章的人寄钱”，而收钱人竟是文学后辈的我，那款款情谊，岂止于一泓的潭水，里边包含着无尽的期待。 每当想起这桩事，便激动不已。 我与俞平老虽是忘年之交，他的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仰之弥高，是我这个文学小辈一生也难以沾到边的。想到他在视力几乎零的情况下勉力为他家乡学校写的横匾：“业精于勤”，我便为之抖擞精神，没敢躲懒。 1992年11月15日于香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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