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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我描绘出一个我理想中的“家”，它的气氛必然很像“蝙蝠侠”电影里的蝙蝠洞。 它必须在杂乱的大都会中。是的，我非常喜欢隐于市的感觉。一打开门，走进街头，就可以看见红男绿女的浮世绘。关起门来，就剩下我自得其乐。 就剩下我，一个安于寂静的我。藏在一个可以嗅到所有讯息的地方，却有权接受及拒绝所有讯息的我。高兴出现时才出现，像蝙蝠侠。 因为这种很自私的癖好，所以我在家不接任何电话。 电话是备急用的，非到SOS不使用。 我还需要安静而广大的空间，各种科技化用品。最好还有一个不跟我住在一起的管家。因为我满孤僻，但我也很懒，不太愿意洗衣擦地板，有时心血来潮做家事，副作用也使我感觉得不偿失，比如：为了烫衣服却在左腕烫出三公分长的疤，煎牛排时差点把自己的指头炸熟，擦窗户时险些把自己丢出窗外，因为专心写稿而忘了正在放洗澡水，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客厅灯火一夜通明…… 最近我才搬进一个离我的理想并不远的家。 从来我就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型”的作家，在我的书中，我一直强调现实很重要、钱很重要。因为理想是要靠一步一步踩在现实的阶梯上达成，而有足够的钱才可以不让现实限制你的自由。不可否认，充分的金饯才足以让人拥有一个理想的壳，一个“家”的硬体条件。 我离所谓的家很遥远，但是我已有一个满理想的“蝙蝠洞”。 我的家，每间房间都有两面采光，可以邀请阳光与风进来，总共有四房一厅，空间还算充足。虽然偶有朋友来访时会问：“你一个人住？不害怕？不寂寞？要这么多房间来养蚊子？”可是我觉得四个房间刚刚好，喜欢活在都市中，但我却是个不喜欢都市计划的人，我的生存方式顶浪费都市空间。 我只在上班时间接听电话，回家仿佛走入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我喜欢倒挂在沙发上看书，让乔治·温斯顿的音乐当背景音乐，完全不说话。 好心的妈妈桑每星期来一次，帮我擦地板及维持窗明几净。 家具不多，装饰很少，满屋子都是书。前几个月小偷侵入本栋大楼（目前我还没有高科技组合的电脑智慧门，真遗憾），整个屋子翻得乱七八糟，就是没有遗失任何东西，因为房子里完全没有任何值钱的金银财宝。我想他离开时一定很沮丧，只有自认倒媚埋怨道：“这穷鬼住这么大房子干吗？” 老实说，从我付得起这样的“家”，我才有“这样就对了”的感觉。 有些人适合群居，爱享天伦之乐，爱门庭若市，但我确实适合当作家——没事就坐在家，独居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生活在都会中，我可以接收人们的声音，但在独占性的家中，我才能听见自己心中的声音。 可以沉思、可以冥想、可以听见自己心中的声音，对我很重要，那属于我生存的自由权。 终于我恍然大悟，感觉“这样就对了”，那表示：That's my way！ “我的家庭真可爱，幸福美满又安康。”小时候，当这样的音乐从老风琴的音箱中咿咿呀呀的挤出来，全班同学以充满感动的声音唱出和谐的音调时，我心底的那根弦，总是会发出一种尴尬的声音。为什么？当时我不知道。 十四岁，我离家到了台北，开始一段冗长的宿舍生涯。小小的房间、双人铁床、苍白冷清的日光灯、沉重的功课，仅容转身的沐浴间。使我多年来都梦到自已被囚禁在小小格子中，动弹不得。 我想，我“挣扎”了很久才明白，我对人生的期望和对家的期望，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督不一样。原来我不爱群居，也不爱以“密切往来”、前胸贴后背的方式表达关心。 现在这样就对了。 灵感哪里来？这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古今中外，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被归类为散漫过一生的类型，说好听点是浪漫、是随性，说难听点是疯狂。你的脑海中可能立即会飘过一些代表性的例子：比如李白喝酒一斗诗百篇，还不是落魄一生，糊里糊涂抓月而死；梵谷割下自己的耳朵也没人要，死前几乎一幅画也没卖出去，自己贫病一身，徒然肥了后代收藏家…… 这些“天才”，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生涯智慧”。以上赫赫有名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在艺术文学上有成就的人，被所谓“缪思女神”钟爱的人，都是远离现实的虚妄之徒。人们也总以为，创作者靠的是灵感。有灵感，下笔如泉涌；没灵感，江郎才尽，坐以待疯狂。 而灵感又是什么呢？它似乎又被形容成和幽灵一样的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天生天成，像天打雷劈——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如果你妈生你之前梦见仙人赐彩笔，你就会理所当然成为文学泰斗。 像杜甫那种讲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人，很容易就被凡人看作“没什么了不起”的酸学究，讲出这么苦兮兮的话，就不是天才。 中国人尊天才若神明，“没天才”在多年之后的现代还是被当作自暴自弃、打退堂鼓的好借口。 我们实在应该来看看外国的“天才”作家是怎么变成万人传颂一时的“天才”的。在浪漫的表皮下，不少大作家可还真是工于心计。从功成名就的文学作家和失败潦倒的作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通则。 有些人的成功是因为找到好配偶 美国有一本著名的生涯定位畅销书，叫做《马上成功》，作者是著名的行销策略学家赖兹和屈特，他们致力宣扬“成功的关键，在于骑上一匹好马”（英文书名：Horse Sense：The Key to Success Is Finding a Horse toRide）他们分析各大老板的成功秘诀，将各种“马”（马=机会）的成功机会作一排比，到底还是发现了一个令大多数人跺脚的事实：找到好配偶，你有二分之一的成功机率，仅次于生于豪富之家。他们举的例子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总裁格罗斯维诺（Gibert Grosvenor），他固然非常优秀，使该杂志订户从不到一千增为两百万埯，但最重要的是，他娶了原总裁的女儿，才有握住大权的机会。 “攀龙附凤”的成功法则不只是企业界才运用，从文学家轶事看来，因好配偶而有成名机会的也不少。 写《最后一课》的法国名作家都德，就是靠好妻子成名的范例。他的妻子茱丽叶文学造诣甚高，但一结婚后就竭力帮助丈夫写作，都德的成就和美满的婚姻完全分不开，他曾说：“假如没有我的妻子，我一定会因任性而疏忽于写作……我作品的每一页她都细心斟酌、修改过。”的确，他在婚前只写了一些动人的小故事，婚后才有大部头著作出现。写《环游世界八十天》的科幻作家凡尔纳在三十五岁前还常遭退稿，每次拿到退稿，他都发誓不写，想把稿件扔进壁炉，还好他的妻子每次都会阻止他：“亲爱的，不要灰心，再试一次！”后来他交上好运，部部畅销，被译为各种文字，至今魅力不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者劳伦斯，笔下任性又浪漫的女子处处有妻子芙丽黛的影子，如果他的文学是烈火，那么她就是干柴。萧伯纳中年娶了富婆夏绿蒂，才得以安心创作，在她细心且严格呵护他的起居之下，他虽常抱怨失去自由，但也活到九十四岁名利双收……成为英国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名剧作家。玛丽·雪莱因为嫁了雪莱，跟丈夫打赌才写出《科学怪人》。维音尼亚·吴尔芙如无丈夫辅助，可能只会住进精神病院……这些都是找到好配偶的例子。 化危机为转机 德国文学家歌德是一个永远在谈恋爱的男人，虽然他每次爱到最高潮时，常自己从女人身边逃走，但一爱上不能爱上的人，他竟也会绝望得想自杀。歌德二十三岁时爱上朋友的未婚妻夏绿蒂，不被接纳就算了，夏绿蒂还把歌德的求爱，原原本本说给未婚夫听。挨了一记闷拳的歌德在听到夏绿蒂举行婚礼后，竟想以利刃了却残生，到底还是没勇气死，只好用四个星期的时间，一古脑儿把这个悲哀的爱情故事写成《少年维特的烦恼》，让小说中的维特替他自杀，结果这部小说却在欧洲掀起了维特热，青少年们争相穿着蓝上衣，黄背心、马裤加马靴的维特装，甚至有人模仿维特为情自尽，连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也把此书读了七遍。歌德因此一举成名，三十岁就当上贵族，一生殊荣享尽。 另一个少年得志的作家小仲马，也是化悲剧为人生转机的最佳范例，他爱上妓女，父亲大仲马坚决反对，把他送往西班牙，等他回来时，意中人已因肺病复发而死。为了纪念这段纯挚的爱情，二十四岁的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茶花女》，从此奠定名剧作家及小说家的江山。此外，《唐吉诃德》也是断臂的塞万提斯在狱中苦写而成的。 近年来最会利用厄运的作家，首推朗·科维克（Ron Kovic），他打完越战回美国时，是坐在轮椅上的残障者，然后他选择以抗议越战重新展开人生，他写的自传《七月四日诞生》经导演奥利佛·史东搬上银幕，立即成为成功的影片。 你不必太早放弃自己 巨作《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念大学时，因成绩太差而被退学，老师认为他既无头脑，又缺乏学习意愿；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过去连参加大学班际比赛都落选；理查·巴哈据说曾找过十八家出版商发行他的《天地一沙鸥》，全吃了闭门羹。 一九七○年出版，五年内美国一地的销售量就已经超过七万册。 不必太早放弃，在应用创意的各行各业都有“反败为胜”的例子，比如创立迪土尼乐园的华德·迪士尼在报社工作时曾以“缺乏创意”被开除；歌剧演员卡罗素的老师曾说他嗓子奇破不能唱歌；雕塑家罗丹考艺术学院考了三次还落榜，他的父亲还曾骂他是白痴。 众人不看好，你还是得坚持 你有权利走自己的路，但是每一条路都靠长久的努力，如果坚持得够久，你不一定会失败。左拉经常失业，必须靠捉麻雀和捡人家丢掉的鱼头鱼尾充饥，但仍不放弃任何跟人聊天、观察社会的机会，勤于观察和思考使他完成六百多万字的巨著。福楼拜的一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在书房里写作，五年才出一本书，他一点也不相信灵感，坚持“天才即耐心”——在别人看来，这种苦行僧的写作方式看来毫不天才，但他用耐心磨出自己的天才。其他如杰克·伦敦、莫泊桑、狄更斯都是一生从不倦勤的苦写者。 我一直很喜欢诗人惠特曼的说法。有人问他，怎样才可以成为诗人，他答道：如果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想到要写诗，你就会成为诗人！“永续经营”的企业精神，引用在创造性事业中，似乎也可如此类椎。“天才”只是写作历程中第一股推动力，持久的人才能创造文学的奇迹；不相信灵感的“天才”所在多有！ 久未返乡，忽然发现小镇上竟然也有屈臣氏。我如同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大声惊呼，这里“文明”多了。 同行的朋友用“少大惊小怪”的眼睛瞪着我：“你没看过屈臣氏，不可能吧！现在台湾除了山里的猴子之外，都知道……” “哇，还有麦当劳，嘿，转角那边，有家7-ELEVEN便利商店！” “我不想再跟你走在一起了，”朋友说，“你这样嚷嚷，好像土包子！真是……乡愿……唉！” “你不了解的，我……” 不是故乡人，不会了解我的惊叹，我惊叹的不是连锁企业在小镇生根，是因我油然想起，匆匆从指间溜走的时光，还有，在没有屈臣氏和便利商店时，每一次令人脸红脖子粗的药房之旅，还有昔日的我，那个脸皮曾经薄如蝉翼的少女。 青春期，买生理卫生用品真是我人生最感困窘的时刻。那时根本没有开架式陈列的商店，只有由凶凶老板娘看守的西药房。凶凶的老板娘看守，算是最美好的时刻，至少我还敢壮着胆走进去说：我要一包那个…… 最怕的是中年老板看守着，或者，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一起来“开讲”，那我总会再三的在门口徘徊，迟迟不敢踏进一步。我相信，我如果开口说，我要一包卫生棉，他的眼睛肯定会变成一只只追逐可怜兔子的猎狗。 生理期一到，我就像霍桑笔下贴着猩红A字的女人，在药房面前，感到一种一切都被窥伺的无奈。 小镇如此保守。当时的我甚至不曾跟同龄朋友讨论过：你们怎么解决的问题。仿佛世上只有我有这样的“瘤疾”，日子慢慢过去，生理期则度日如年。 甚至不肯跟母亲说，用完了，你去买好吗？奇妙的叛逆期，凡属于自我秘密范畴的，一概不与任何人讨论。 我想，母亲买生理用品的心态未必比我健全多少。她总会叫老板娘用报纸，把卫生棉当礼物一样层层包好，才会放在脚踏车的篮子前面带回来。 大人们总会告诉步入青春期的女孩，现在你们得特别小心，否则，万一给人家怎样，你就完了。 跟男同学在学校说话，会被视为行为不检点。一起出去玩，记警告，还要上训导处。总得行止合宜，深怕“一生名节毁于旦夕”。 我不知道，是环境让我异常，还是我特别异常。由于到女生厕所，要经过男生教室，能少去几次，就少去几次，好像做了亏心事般，怕被人猜。 初三，有一位同班同学得了肾炎住院，不知道是否是这个“上厕所的不洁感”所导致的后遗症。 健康教育课本，我都熟读了，可是，用的还是不太健康的心态，在看待自己的身体。 不可能跟师长、母亲、同学商量，又没有姊妹，少女的我、孤僻的，沦为一座孤岛，对自己的身体，竟时时慌张失措。 后来到了台北读书，发现台北有开架式商店时，简直是欣喜若狂。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爱上台北，竟是因为卫生棉。 “台北同学”也教我大开眼界。有天早自习，全班每个人都在抽屉里发现一包卫生棉。原来是某公司为了推销产品所送的样品，不知怎么潜入学校里散发的。 我不动声色的收进书包里，有一种“好运从天而降”的芳心窃喜。后座的同学，则很高兴的拿出来挥舞，对另一位同学说，喂，有五片呢。你要不要，我的份用市价的半价卖给你，反正我家都是我妈买的，不花我的钱！ 我以侏罗纪公园里游客看着暴龙的眼光看着她。她的话让我忽然明白两件事：一是，免费的样品也可以很大方的拿来做生意赚零用钱；二是，“秘密”用品也可以大声嚷嚷。 台北让我卸除某个绣在胸前的A字。我看见城市的可爱之处，虽然那时，我住在一间只有十坪大，八个女孩必须共用的宿舍里，洗澡洗衣都要排队，灯光严重不足，使我的近视突飞猛进，八十岁仍鞠躬尽瘁的女舍监喜怒无常，不时对人破口大骂，一旦不精打细算就会在月底呈饥馑状态的生活费，非常沉重的课业，还有每次都觉得我们“本省籍”同学没那么聪明的东北籍老师。 我忍不住闪进小镇新开的屈臣氏，像做市调一样东看看西看看，想知道小镇的商品和台北有何不同，当然没有不同。“真无聊，这种全台湾到处都是的店也要逛，”同行的朋友说。“而且，你的眼神看来……比猫抓蟑螂时还认真！” 忽然有人叫了我的名字，我的小名。 很久很久以来，除了我祖母外，已经没有人叫我的小名。 我一回头，看见至少有十年没碰过面的玩伴，在收银台那儿笑着看我。身边有个女孩，比离开家乡，独自到台北读书的我还小一些。但己亭亭玉立了。 “叫阿姨！” 女孩恭恭敬敬的叫了。你知道，现在我听到有人叫我阿嫂，我一点也不开心，只会感觉“岁月催人老”，何况她妈和我同龄，是我儿时玩伴，我总不能像对一般朋友的孩子耍赖道：“叫姊姊就有赏。” “这……这么大了！”我结结巴巴的说。 “你可不可以帮她签名？”我的童年玩伴说。“她一直不相信你是我同学。” 我很虚荣的答应了。我在犹豫，该写什么话祝福她。“未成年吧？”我问她妈。她妈点了点头，“那我可能不能写：爱情顺利……”我喃喃自话，看了儿时玩伴一眼，她忽然变成张牙舞爪的老虎：“你敢写爱情顺利，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你没变，”我笑了。“还是跟以前一样粗鲁！” 她猛猛捶了我一下。我只好写：学业进步。 她走后，我的“台北友人”问我：“你是不是一直在隐瞒年纪？你同学的小孩，唉呀，我的妈，已经像是个少女！” 我没有回话。我的这位儿时玩伴，也是我的国小同学、国中同学，只是她留在小镇念完高中，十八岁就当了母亲。在她重考的那年，她奉女儿之命结了婚，她没请我参加婚礼。 我想，她是跟我受同样教育，在同样的气氛中长大的。“大人们”教我们很多，但没教我们，怎样面对自己的身体，怎样处理男人和女人的问题，我们同在“不可说”的某种白色恐怖中长大。她的爱情从某个角度来说很顺利，初恋情人成了丈夫、孩子的爹……她在我这年纪，女儿已经快要变成少女。但她并不希望，女儿如她这般爱情顺利。 有人期望爱得顺利；太顺利的人，又感觉有些不甘，像搭上速度太快的子弹列车，早早到达目的地，但却得牺牲窗外的视野，惋惜那些如幽浮飘过的韶光，感叹着，自己一定错过了这些那些。 我们永远会凭吊已经变成不可能的可能，只能是曾经的曾经，还有独一无二的记忆，永远不可能重来一次的拥抱，不会再扰乱自己心神的他的影子。光阴的酵母菌使记忆酿成了酒，美酒醉人，苦酒一样使人醉。 ……即使是那些诚惶诚恐的，在药房门口等待凶凶的老板娘看店的日子，即使是因为功课赶不上而流下的苦涩的泪，老是吵架打架的童年玩伴，即使是通不过真情考验的坏情人第一次说“我喜欢你”。 我们再怎么精明，竟也宁愿，在记忆里乡愿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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