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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到休斯顿的这家最有名的中餐馆吃饭，据说当年布希总统的年夜饭都是从这里订做的，然后空运到华盛顿给他老人家；因为他当总统之前是这家的常客。我和我朋友吃完饭后，对菜的品质一阵夸奖引来了老板的注意，当得知我是北京来的就一定要我去见见我的一位老乡。——本文主角，今天当班的大厨。 他个头很高，大约有一米八六的样子，身体开始发福，很壮很胖。对于老板的介绍，他像对天天见到的油锅一样，不冷不热地点点头，然后毫无表情地听老板和我们应酬。 老板带我们走出厨房时，用一种不知是惋惜还是玄耀的口气说出一句话：大吴是你们大陆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聪明能干，是块好料。 为了弄清这位科大高材生为什么会成为一位能干的大厨，我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最后终于请他开口说话了…… 叫我小吴好了。以前同学们都这么叫我，问我对美国有什么感觉？告诉你，每次开车在四十五号公路上超过七十五英里的时候，我就希望突然有一辆大货车横着撞过来，把我的本田小货车撞个粉碎。这就是今天我对这个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真实感觉。我过去从来不信仰什么，一贯我行我素，而今天我信命，信那个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不尽相同的上帝。我相信大多数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人，都曾有过这种欲灭自我的潜在意识，只不过有人历时较长，有人只是一瞬间而已。 我是学近代物理的，但我至今搞不懂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人类这么一个会思维的高等动物？而时常骚扰人们正常生活的烦恼和忧愁，又是受到一个什么样的电磁场的作用？ 十几年前我考进科大时，高考平均分数是九十六点八，一直到毕业，我都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一个有前途的科学工作者。毕业分配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后，我像那些所有自认为智商很高、感觉中国太小的青年一样，把全部精力用在考托福和ＧＲＥ上。因为结婚等杂事的干扰，我的ＴＯＦＥＬ、ＧＲＥ两项成绩并不理想，于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服务谘询中心一个家伙的参谋下，我莫名其妙地报了美国南部的一所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学。 离开了满头白发的父亲和泪水涟涟的妻子，我的心像飞机腾空而起一样充满幻想。然而当飞机一落地，我的这种感觉就跑了一大半。第一个对美国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钱。首先在旧金山机场被几个大陆老乡连哄带骗住进了唐人街上一间又破又脏的鸽子窝，三十美元一夜，从大陆带来的六十美元零花钱顿时少了一半。到德州后，我背着行李从灰狗长途车站走了七十多公里才找到梦寐以求的学校。在外国学生顾问的帮助下办完一切入学手续之后，我躺在三人一间的宿舍里时，才感到在国内真是太天真了。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学生，根本无法想像到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学生活。一切都要靠自己，不但没有公费医疗、生活助学金，而且那种条件和科大差不多的学生宿舍也要三百美元一个月。我第一个星期在给我老婆的信中说：我得到了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其它很多东西，如自信、保障和信念，也许有一天也会失去你。 那一段时间，我悲观极了。你想，我在大陆工资只不过一百多块钱，又没有海外关系，好不容易东借西凑地弄到二千块美金，到学校后，学费、书本费、宿舍费交完后，我不但没有了一分钱，甚至还倒欠学校几百块钱。来美国之前，总听人说，在美国随便到哪家中餐馆刷刷盘子，也能挣一千块，可我所在的大学是孤零零地建在一个小镇上，我是他们第一个中国学生，别说没有一家中餐馆，镇上甚至都没有几家做生意的店铺。这里除了一个大兵营和这所大学外，方圆几十哩都是荒地。最近的城市也离我们有二百哩远。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基本交通工具，语言又不太通，人生地不熟的人来说，就像坐监狱一样地呆了下去。你问我为什么不找人帮忙？一提起这个问题我就上火，我们班的同学有一半在美国，刚到德州时，我硬着头皮找了两个原来在学校彼此称兄道弟，吃喝不分的哥儿们，可电话那头一句惊喜之语后，全是搪塞之语，什么忍一忍，熬一熬之类的屁话，不但一毛不拔，而且很快就再也找不到人了，生怕我沾上他们。连续碰了几次钉子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这句话的含义。 开课后，我首先是跟不上，在国内虽然外语考分不低，但听老美讲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加上德州佬口音又重，和申葆青英语电视讲座的那个伦敦腔差之甚远，所以有时上课跟听天书一样。没办法，只好玩命看书以弥补不足。课听不懂总有办法去补习，最关键的是肚子问题。我第一学期交的宿舍费里包括伙食费，平常一闻Cheese味儿就恶心，而学校咖啡厅给包伙学生的饭顿顿几乎都是三明治或Cheese汉堡包。两个月下来，我胃病开始犯了，每天疼得我直哭。平常我最怕过周末，学校是一家教会办的野鸡大学，学生大都是德州中部那些老乡的子弟，他们因为考不上好学校，又想要College的文凭，所以都缴钱上这个专门敛钱的私立大学。平常这些人根本不好好读书，花着父母的钱混日子，一到周末便大卡车小吉普地浩浩荡荡杀回去，或是狗男兔女约好到休斯顿或达拉斯去鬼混。所以学校里常常只剩下我一个人和几个看门的。这些上了年纪的白人很欺生，也许由于他们参加过越战，对中国人有一种很深的敌意。有一个星期六早晨，我睡觉起来，刚一开门想去厕所，忽然一大包垃圾从头上掉了下来，弄得我浑身恶臭，立刻吐了起来，这时那个平时就对我一脸怒容的独臂看门人走过来，对我大吼道：瞧，我的胳膊就是这样让你们中国人在越南给炸掉的，到处都是中国造的地雷。说完他大笑。我很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甚至回骂的力气都没有。你也许不相信，我到美国后的头两个周末，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晨就不吃任何东西。不是我不想吃，而是没有吃的，因为学校咖啡厅这期间关门。我又没有钱到外面加油站或超级市场去买吃的，所以只好饿着。那滋味好难受啊，现在想起来都胆战心惊的。没有吃东西，我浑身无力，只好平躺着，很多个周末我都是昏睡着过去的，那时常常暗自流泪，觉得堂堂七尺男儿，竟落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活头儿？要不是老婆三天两头来信拼命地鼓励，我早回大陆了。她使劲儿地劝我要忍住，千万不能一激动跑回大陆，让别人看笑话。老实讲，在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她是我精神上的唯一支柱，但不久就变成了烦恼，这是后话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病了，连续三、四天高烧不退，我强忍着去上课，告诫自己不能倒下，但周末一到，我完全崩溃了。没有人理我，我烧得满嘴胡话，在宿舍里躺了两天两夜，直到星期一早晨才被人拉起来，拾到一辆卡车的后车厢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好久，就像要被送到火葬场的感觉，我连挣扎的劲儿都没有，就晕过去了。直到醒来躺在一个有中国人的房间里，才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那个曾经整过我的独臂德州佬发现我一直没出屋，又听到屋里鬼哭乱叫的，终于忍不住在星期一早晨叫着早到学校准备早餐的咖啡厅老板娘一起撞开了我的房门，看我病成这样，又不知打电话叫来救护车该谁付钱，左右为难一阵后，老板娘终于出了个好意，让德州佬开车把我送到一百七、八十英里外的一家最近的中国餐馆去，理由是都是中国人，也许会帮我。就这样，我被拉到一家叫湖南楼的中餐馆，德州佬把我抱到餐厅内，大吼着叫来餐馆老板，要求他收下我，给我找些药来吃。听老板讲，那个独臂老头很凶悍，好像要吃人似的把我推给了他。但我从内心还是很感激这个曾对我有成见的德州佬，要是没有他，也许我早没命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只呆了不到两个学期的学校，被别人，也许该说是被生活送进了中餐馆。那时我一米八多的大个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电线杆儿似的只有一百二十磅，真可怜！你知道餐馆老板说我醒来后就要吃的，说看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八碗餐馆头一天剩的酸辣汤泡乾饭时，就像饿了半年的野狗似的。咳，这些都是往事了，别提了。 你问我为什么后来没回学校？要知道任何人有我那个经历之后，就再也不会想过那种一星期七天二十一顿只吃三明治的生活。那段时间，我每天至少吃三大盆饭，叫我做什么都行，只要不让我回学校。那家中餐馆开在一家美军陆军基地里，人手很难找，见我不想离开也就自然乐意让我在那儿工作，一月五百块，管吃管住，从洗碗做Busboy起。第一个月发薪水时，我捧着五张一百元的钞票直哭，全都寄回给家里，让他们还债。当然，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再上学，我骗他们我是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公司上班。我父母都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是典型的中国知识份子。我老爸怕我读书分心去挣钱，还花了两千多块人民币邮资寄给我几十本砖头厚的他新编的，说让我卖给想学中文的老美，赚几个钱花。这堆东西至今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我的床底下，天知道谁会买它们。 你问我怎么会到休斯顿？说来纯属偶然。大前年夏天，和我在同一家餐馆打工的一个台湾人告诉我，休斯顿的中国人要在日本驻休斯顿领事馆前，举行抗议占领钓鱼台岛的大游行，他想去，问我想不想一块去。我去和老板说了，老板告诉我别瞎掺和，最终什么用也不会发生。他是原来台湾著名的保钓运动活跃份子之一，现在对政治早已失去了兴趣。但我毕竟是中国人，对抗议小日本侵占钓鱼台觉得是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就这样，我们开了一天的车来到了休斯顿，说实在的，我那次一是想顺便看看休斯顿市容，觉得应该开开眼界，二是那台湾人答应我在路上教我学开车，我当然希望有这个机会了。在休斯顿，我天天都在中国城附近的中餐馆吃饭，才知道我在乡下那个湖南楼挣的薪水真是太少了。我那时已是湖南楼的炒锅，而且经常兼做油锅，老板不在时，我几乎就是大厨。可他们只给我八百块一个月。在休斯顿像我这样的手艺，一月一千七、八百绝不成问题。一想到家里为我出国至今债都没还清，就鼓起勇气去试了几家中餐馆。也巧，正好现在我的这家老板认出我就是游行那天口号喊得最响的留学生，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我，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责任。 说起责任，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妻子，虽然她后来一直来信要求我帮她来美国，我也确实想了很多办法，但因为种种原因她来不了，于是开始在信中骂我欺骗她，说我一定找到了一个金发美国妞鬼混，把她甩了。我很理解在大陆已婚单身女子的苦处，也同情她这个电大毕业生对美国的理解程度。但有些事情不是凭我的本事能做到的。我爸爸后来给我来信，用十分小心的语句告诉我，我老婆已经和别人好上了。当时我确实伤了好一段心，心想我在这里受苦，她却另寻新欢。但冷静下来后，才觉得自己好自私，我到美国难道是为她吗？今天所有的一切也并非因为她，我有什么理由不让她去寻找幸福，何况自己对她所应尽有的责任却一点也没尽到。 你问我现在？现在我和我老婆正在打离婚官司，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她要二万美元的青春损失费。我不想评价这个要求，但我实在一时拿不出这二万美金来。我现在同一个上海来的女孩同居，她是来美国后被她丈夫抛弃的。也许是同命相怜吧，我们相处很好。我现在唯一感到有所内疚的是对那家湖南楼的老板，虽然他给我的工钱很少，但他赚的也并不多，何况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一声不吭地就这样走了，多少有点不仗义。咳，谁让我们生活在这个金钱世界里的呢？ 你问我对在餐馆打工的感觉？怎么说呢？好像比原来在科学院研究所工作时的感觉还好一点儿。起码我不觉得我穷，起码不用看人眼色行事，高兴的时候我可以带我女朋友去拉斯维加斯赌上两天两夜。当然也有一种失落感，谁让今天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呢？科大生到美国做大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悲剧，你也许从来没听说过美国的博士到大陆去开餐馆吧？但美国的中餐馆中，有多少老板是Ph．D．(博士)毕业呢？数以千计。经济落后的国家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文化现象上的悲剧，但愿这个现实很快成为历史。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存一笔钱，三、五万块美金，然后找一个好学校继续我的学业。我的老板笑我痴心，说读到博士又有什么用，说等我攒足三万块钱就不会去读书了。我觉得这一切听天由命吧，不管怎么说，我起码现在还有中国知识份子所固有的那种"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过几年你再来休斯顿，没准我已经自己开餐馆了。今天这个世界，谁会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呢？ (选自美国《达拉斯新闻》报1998年1月30日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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