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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便有人呼吁：台湾需要严正的文学批评！而且也曾有人看上了我，要我写一点书评。我当时就誓死不从，盖中国人的自卑感奇重，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评，一旦被批评，立刻血海深仇。而且“人”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评他的创作，他却连自己也塞了进去。所以，我虽然也知道文学批评重要，却绝对不肯提笔上阵。老鼠虽然知道给猫脖子上挂铜铃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谁也不敢去挂。于是书评的专集虽然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后，一本严正的文学批评，终于问世，那就是龙应台女士写的《龙应台评小说》。她是第一位用文学的观点，来检查台湾小说创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无顾忌。结果，场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来好评如风，一方面也招来破口大骂。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她曾指出无名氏先生的小说：“冗长罗嗦得令人疲倦！”“除了滥情外，一无所有。只是一个爱情公式加上昏了头的呓语和咖啡屋里的故作深沉。”无名氏先生的反击可是森林式的，他发表在他老弟主编的“展望杂志”上，为自己盖世名著声嘶力竭地辩护后，还画龙点睛地攻击她性冷感。 然而，文学批评招来的反击，比起社会批评招来的反击，又轻得多。前者不过想象她性冷感，后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龙应台的《野火集》出版后，以《青年日报》，《台湾日报》两家军方报纸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先生说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开场白：“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这就有点不妙，因为杀手的“自由心证”就要出笼。李正寰先生还把台湾当作他被窝里的私产，警告龙应台女士，如果不满意，“为什么待在这里！”又认为杀江南不过小事一桩，他问龙应台女士：“你可知道美国有多少总统是被人暗杀的？”龙应台女士当然不知道，因为她好像从没有干过这种勾当。余怀麟先生却直截了当地指龙应台是“假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断言，如果龙应台到她的“祖国”去做“良民”：“我敢保证，连个屁也不敢放！”打手终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们的特质，在飞帽之余，粗野下流的举动，忍不住爆发。 以上的场景，呈献出的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攻击龙应台女士的人，很少讨论事实，而只一味地作情绪性的人身辱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死不认错，第一：我根本没错。一旦被逼得紧啦，把证据挂到鼻子上，第二步的行动则是：老羞成怒。 不过，到底是时代不同，人心大变。我于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然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禁止出国期间，有一天，龙应台女士拨电话给我，五分钟的电话，竟中断了四五次，她大惊问：“有没有录音？”然后叹息：“我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利害。”其实，不准出国以及搞搞电话，不过是小动作，我可是见过大世面，碰上过大动作的。所以龙应台女士应该开心才对，虽然被鲨鱼群咬得遍体鳞伤，但距大动作还有十万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纪录片，我还是为龙应台女士祝福，无论如何，趁着这个没有大动作的黄金排档，再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这个将被鲨鱼群、马屁精、颟顸头葬送的地区，需要你跟其他几位有爱心的人，如孙观汉先生、马森先生、杨青矗先生一样，伸手拯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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