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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离开陆沉的“孤岛”到自由区去。抵达龙泉，拿了父亲的信去见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徐圣禅（桴）先生。圣禅先生介绍另一位徐先生与我相识，说他也是到内地去的，要我跟他同乘一辆便车（运载货物的木炭车），路上可以得到照应。这位徐先生就是徐讦的父亲，对康德有研究，也懂得一点治病的方法。在前往赣县的途中，我背部生疮，徐老先生为我敷药。 到了重庆，杨彦歧（易文）介绍我与徐讦相识。我说出这件事之后，徐讦与我一下子就熟得像多年老友了。从那时起，我与徐讦是常常见面的，有时在心心咖啡馆喝茶，有时到新民报馆去找姚苏民谈天，有时到国泰戏院去看话剧，逢到圣诞前夕之类的节日，还在两路口钮家开派对。那一个时期，徐讦在重庆一家银行有个名义，好像是研究员，住在川盐银行的宿舍里。他住的地方，是顶楼，面积很小，低低的屋梁上，用揿钉钉着两三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他自己写的新诗。 在战时的重庆，我曾为两家报馆编过副刊：一家是《国民公报》，一家是《扫荡报》。当我为《国民公报》编副刊时，徐讦不但常有稿件交给我发表（譬如：他的《赌窟的花魂》曾在《孤岛》一份杂志发表，大后方读者多数没有读过，我编《国民公报》副刊，他交给我重刊），还常常介绍中央大学学生的稿件给我。在我的记忆中，写《现代作品论集》的公兰谷那时也在中大念书。公兰谷为我编的副刊写稿，就是徐讦介绍的。 我进入重庆《扫荡报》时，工作是收听广播。《扫荡副刊》由陆晶清编辑，徐讦的《风萧萧》在《扫荡副刊》连载。 抗日战争后期，徐讦以《扫荡报》驻美特派员的名义到美国去。到了美国，从纽约寄来一封信，写给我的哥哥与我，内容如后： 缜 同 兄： 绎 到华盛顿会见周尔勋，收到你带我之书两本及一 本油印稿，谢谢。周君福建人，态度冷淡，似很难成熟 友，我问他可否带点书给你，他说绝不可能，我也就算 了。 上次所译的《犹太的彗星》是否译好？ 托绎弟找的《烟圈》（《申报月刊》一九三四—一九 三六年）及《阿拉伯海的女神》（《东文杂志》一九三六一 一九三八年）有否找到？ 此三文务恳先将中文尽快的用航空挂号寄我。专 恳绎弟为我一抄寄来，叩头叩头。寄费请先垫，以后当 用稿费拨还。 最近（三月后）或有便人可带一、书，我将选二、二 本，交老曾，我希望一本给晶清，一本给《国民公报》。给 晶清的万望同绎亲自送给她去。希望同绎肯埋头翻译 一本。二、书用完后，谨赠绎弟。 缜兄所约丛书事，一时实在无法，容徐图之，我下 半年工作计划极紧张，如身体吃得消，一定可以过很充 实的生活。我预备至少一年里停止写作，这当然是指创 作而言。不知二位以为如何？ 我的地址： 匆匆不一，余详老曾信中，请一阅可也。此候 近好 徐讦顿首 徐讦到美国去之后，过了一个时期，陆晶清到英国去了。《扫荡报》副刊由我接编。 胜利后，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先在报情做事，后来决定创办出版社。这时候，徐讦从美国回到上海了。我将计划告诉他，请他将《风萧萧》交给我出版，他一口答应。他还建议将“怀正出版社”改为“怀正文化社”，使业务范围广大些。 怀正文化社成立前，有许多筹备工作需要做。出版社二楼是职员宿舍，有空房，我请徐讦搬来居住。徐讦搬来后，介绍他的朋友袁同庆担任发行组主任。 徐讦交给“怀正”出版的作品，除《风萧萧》外，还有《三思楼月书》。《风萧萧》出版后，相当畅销，不足一年（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到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印了三版。《三思楼月书》最初的打算是：每月出版一种，有新集，也有旧作。新集有《阿拉伯海的女神》（徐讦第一本短篇创作集）与《烟圈》（徐讦第二本短篇创作集）等，旧作有《鬼恋》与《吉布赛的诱惑》等。这些作品出版后，销路也不坏。那时候，徐讦心情很好，结识了一个女朋友，姓葛。当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心境沉重，感情受到相当大的伤害。 后来，我招待姚雪垠到出版社来居住。徐讦因为吃不惯出版社的伙食，不大住在社里了。不过，他还是常常到出版社来的。因此，也常常见到雪垠。关于这件事，徐讦曾为文叙述，刊于《知识分子》第三十五期。 徐讦还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也有一段文字提到“怀正”。他这样写： 鲁迅写给我的这两幅字，林语堂先生自然是见过 的。那幅“金家香弄千轮鸣，杨华秋室无俗声”的横条， 我想刘以鬯也许也会记得。那时以鬯与他的哥哥同缜 办杯正出版社，我在社中寄居过一阵，那幅字曾经在社 中容厅里挂过。…… 相信这就是丝韦在《徐讦离人间世》一文中提到的“放在上海，可能早已经失落了”的那个条幅。 怀正文化社原是有一些计划的，诸如出版刊物与大型丛书之类，因为时局动荡，通货恶性膨胀，这些计划都无法实现。当出版社陷于半停顿状态时，徐讦固然不大来了，雪垠也搬了出去。我自己则在徐州会战时离沪来港，有意在香港设立怀正文化社。到了香港，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此意只好打消。 上海易手后，徐讦设有离开。过了一个时期，他到香港来了。他将《风萧萧》与《三思楼月书》交给别家书局印行。 一九五一年，星岛日报有限公司出版《星岛周报》，徐讦是该杂志的编辑委员，我是执行编辑。徐讦在创刊号发表了两首诗，《宁静落寞》与《泪痕》。 就在这一个时期，新加坡刘益之先生到香港来招兵买马。刘益之邀请六个工作人员到狮城去参加《益世报》工作，徐讦与我都在被邀之列。徐讦比我早几个月到新加坡去。我是六个人中最后一个离开香港的。我离港赴新时，徐讦离新回港。徐讦回港后，积极筹组创垦出版社。《益世报》（新加坡版）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创刊，徐讦仍在香港，没有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益世报》出版了几个月，因得不到读者的支持而停刊。我在星马住了五年，于一九五七年回港。回港后，每次与徐讦见面，总觉得他对办报、办杂志的兴趣依旧浓厚。 徐讦办《笔端》，是与李吉如、黄村生合作的。《笔端》是半月刊，创刊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徐讦曾写信给我，要我为《笔端》写稿，我写了一篇《链》，刊在第三期。《笔端》编得相当好，只是销数不多。 《笔端》停刊后，文华出版社冯若行因为计划出版一套文学丛书，要我介绍名家作品给他，我介绍徐讦与他见面。我们三人在北角云华餐厅喝过几次茶，徐讦答应将《三边文学》（即《场边文学》、《门边文学》、《街边文学》）交给文华出版。《三边文学》排印时，徐讦、冯芝行与我曾讨论过出版《七艺》月刊的计划。这个计划获得黄泠的支持后，立即展开筹备工作。第一次筹备会假苏浙同乡会举行，一切都很顺利。第二次筹备会假于仁行（现已改名“太古行”）一间俱乐部举行，参加者除我们三个外，尚有黄泠、何弢、董桥、孙家雯、林年同等人。讨论杂志的内容时，徐讦与林年同的意见未能一致，使大家担心这样的合作会产生不愉快的事情。有了这样的担忧，整个计划随之搁浅。至于那套文学丛书，虽然大部已排好，因为缺乏商业价值，也没有付印。徐讦取回《三边文学》，交上海印书馆印行。冯若行另有高就，离开文华出版社。过些时日，徐讦组织英文笔会，我也参加过几次聚餐。 一九七五年底，忽然接到《七艺》月刊征稿函，才知道《七艺》决定出版了。徐讦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写了一封信给我，问我在“一月底前可写一篇给《六艺》月刊否？”他还说：“此刊想稍维持较高水准，不得不先由我们自己努力写一点，您如可每期写一篇短篇小说，则不但鼓励自己，亦且是鼓励朋侪之办法……”接到这封信之后，我写了一篇《评（科尔沁前史）》寄给他。他接到后，在复信中说“这是一篇很结实的文章。”我以为《七艺》很快就会出版的，想不到徐讦却在这时候到外地去了。征稿函于几个月之前发出，《七艺》却迟迟未见出版。我因为替别人在《明报》补稿，一时忙不过来，就将《评（科尔沁前史）》改在《明报》发表。徐讦从外地回来，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这件事。他将排好的清样交《七艺》编辑退回给我。 之后，我与徐讦很少见面。两个月前，快报邝老总打电话给我，说徐讦病了，住律效治疗养院。我立即偕同董桥前去探望。徐讦说他患的是肺病，需要住院接受两个月的治疗。他虽然咳得很厉害，董桥与我都相信现代医药会使他很快康复。可是，令人悲痛的事情竟在十月五日发生了，张翼飞在电话中告诉我：徐讦已于五日凌晨零时五分逝世，患的是肺癌。 一九八○年十月十二日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第一五卷第—一期，一九八○年十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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