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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你来信说，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对于克林顿能否成功连任的看法，而我说过克林顿只要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就一定会连任。可是现在看了我的信以后，对我这种说法感到很奇怪。既然克林顿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还会对克林顿总统的当选持有信心呢？ 其实，我当时的回答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远见，因为，我相信这是美国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所以，今年的美国大选虽然看上去依然“轰轰烈烈”，可是，实际上这是一场相当乏味的选举，因为在选举之前，人们都基本上已经象我说的一样，预测到了选举的结果。 可是，又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两年之前，美国曾经有过一次中期选举，前面已经介绍过，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国会中所有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必须投入竞选。结果在那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夺回了失去已久的两院多数议席。那一次，给克林顿以相当大的打击。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总统都是有限期的。四年任期匆匆而过，没有一个总统希望被历史证明，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政绩的总统。政绩又从何而来呢？一般来说，总统在任期内所通过的立法的质量和数量，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 在美国总统的政绩的衡量中，在一般没有战争等非常情况之下，对外关系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对外关系只要不犯什么大的错误，就过得去了。主要看的还是对美国本身发展总统所作出的贡献。 根据美国政府结构的设计，总统本身只是一个行政主管，虽然他有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但是他没有权力以他一个人的力量为这个国家作出什么战略部署。因此，总统如果试图推行一项什么新的政策和改革，兑现一项在竞选时对选民的承诺，他都必须说服国会予以配合。也就是说，他想对美国作出任何一点改动的话，他必须以提案的形式提交国会，并且说服国会，以立法的形式把他的想法确立下来。否则的话，总统即使有雄韬大略，也只能停留在夸夸其谈的水平上，根本无法实施。 本来，美国的总统任期就是非常短暂的，即使他的设想被国会接受而立法，美国总统也没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那么幸运。那些领袖可以亲手指挥实现自己所勾画的蓝图，甚至在一切完成之后，接受人们的欢呼和敬仰。而美国总统如果能有几个设想被国会通过立法，已属万幸，匆匆忙忙就要交班下台了。即使这个设想后来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已经没他的事儿了。真是十足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更何况，还有这样一些总统，他们的满腹经纶始终得不到国会的理解，也就一直不能通过立法这一关，只能眼看着绝妙主张胎死腹中。他们可以说是错失一个了千载难逢的治国良机，然而不论有任何理由，四年一到，他们只能与他们的抱负擦身而过，回到平民的身份。这样的总统只能抱憾终身。所以，一个美国总统，获得竞选的成功，实可谓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 看上去，这样的设计似乎显得颇为荒唐，几乎是在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设置障碍。你想，一个总统千辛万苦地通过竞选上得台来，满怀雄心壮志要给这个国家改变面貌。可是，这个制度却在捆住他的手脚。还有比这个更叫人难以理解的吗？ 然而，他们却有他们的一套道理，听上去也十分简单。这个制度的设计基于这样的基本概念，宪法所规定的政府组成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大家以共同认可的方式推选出这样一些人，包括一个作为主管的总统，来管理公众事务。这个主管当然可以提出如何管理的设想，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总统的，这个国家是大家的。总统只是一个公仆而已。他对于这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有一个建议权，愿意不愿意这么走，得看大家自己的意思了。 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则在更大的意义上成为民意的体现。所以，在美国，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白宫和总统的操作过程。但是，国会的讨论，争辩，表决等等具体操作，却是时时暴露在民众面前的，只要一打开电视的特定频道，他们的全部工作就在摄像机前。这些议员代表着他的这一部分百姓在那里表态，他也必须顺从这一部分的民意，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国会继续坐下去。 所以，总统的提案是否能成为国会的立法，实质上就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阶段的行政主管给美国所走的道路提出一个设想，美国人民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决定，他们到底愿意不愿意朝这个方向走，能走多远。 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在一个总统给民众带来好运的时候，大家就愿意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强权的安排，那么，他们从此也必须接受强权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厄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民众面对强权的恩赐，就愿意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的话，那么，明天强权落下一个苦果，那就不仅没什么可抱怨的，连挣扎的余地也不存在了。所以美国人才认为，失去一个制度对于人民权利的保证，就失去了一切。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对一个总统的信赖过活。他们会说，总统不也是一个凡人吗？而人是靠不住的。 现在，你一定明白，为什么说两年前的中期选举时，大部分议席落入对手党共和党手中，会对克林顿是一个沉重打击了。尽管绝对的党性在美国是不受赞赏的。对一项法案的投票，每一个议员还是有自己独立的态度。否则，在美国，总统和多数议席经常分属两个不同党派的情况下，总统就无法使国会通过任何法案了。美国的这一台戏也早就唱不下去了。 说到这儿，我必须说明，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中国人在了解美国政治制度方面，最容易误解的是他们的政党组织和活动了。这里有很大的历史文化差距。西方政党组织基本上是应西方议会民主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方民主传统的源头，雅典直接民主时期，是没有政党的。事无巨细均由全体公民表决的“广场民主”不需要政党。在帝王专制时期，权力集中在皇室手中，也不需要政党。开现代议会民主下政党之先河的是英国在十七世纪末议会的力量足以和国王分庭抗礼的时候。在英国议会里产生了主张权归议会的辉格党和反对削弱国王的托利党。从此以后，两党的主要分歧就是关于政府到底应该作什么，到底应该有多强大。一百年后，美洲大陆人民起来要求独立时，辉格党人站在美国革命一边，而托利党人支持英王粉碎“叛乱”。两党当年的分歧，今天或多或少地由美国人继承了下来。 美国革命初期是没有政党组织的。华盛顿在他的总统告别演说中谆谆劝告美国人民要反对任何“宗派”。著名的联邦主义者亚力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宗派”是必须永远予以防范的邪恶。 然而，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注定了政党组织和活动的必要性。从1787年开始，主张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人就自称为联邦党人，而聚集在托玛斯杰弗逊周围的反联邦主义者就自称为民主共和党。然而，我们必须特别留意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政党就承袭了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组党的传统：政党是个人表达政治观点的地方，不必要也不应该有严密的组织。托玛斯杰弗逊在1789年就说过，“如果我要和一个党在一起才能够进天堂的话，我宁可根本就不进天堂。” 正由于这种传统，以后的二百年里，时代潮流起起伏伏，政治观点进进退退，政党组织随时代而变化，却只有观点的承袭和蜕变，而没有一条抓得住的组织线索。我曾经顺着习惯想弄清美国两大党的历史，花了很多功夫才抛开了在国内时的思维定势，悟出了一个事实：尽管美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有两大党，但千万不可望名思义，彼两党非此两党也。要想理解美国政党活动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必须记住，他们和我们近代中国人的习惯完全不同，他们重观点而轻组织。当然，“黑手党”不在此例，因为黑手党不是政党，而是有组织犯罪。有着广泛结社自由的美国人对任何较严密组织的社团都心存疑虑和警惕。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精于经营的美国人，能把什么都办成又赚钱又体面的生意，但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却都没有党营事业。不要说党营工商业，连党营电台电视台也没有，竞选广告只好出钱让民营的电台电视台代劳，他们甚至连一张党报都没有。 现在我们再来谈克林顿。 克林顿所推出来的改革方案，一般来说，是代表了民主党的观点，而有些方案本身就体现了两个政党截然不同的政见。在共和党占了参众两院多数的情况下，克林顿要使自己的一些政策得到国会通过而实现，就显得困难得多了。 按说，这样的两党席位的浮动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一次给大家一个意外呢？因为在最近的四十年里，尽管在总统大选中，共和党频频取胜，例如克林顿之前，共和党已经连续十二年主管白宫。但是，整整四十年里，国会的多数议席却一直在民主党手中。这怎么会的呢？老百姓到底是帮那一边的呢？ 在美国，国会议员的产生和总统的选举在制度上的设计是不一样的。选举国会议员的方式，其根本出发点是一个如何反映各个不同部分的民意的问题。在这一类的设计中，也是只能做到逐步完善和尽可能完善。为了达到反映民意的目的，甚至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的选举方式也是不同的。 美国的众议院一共是435个席位，它的分配是根据以人口数量为依据所划分的选区。保证一定数量群的一批民众，总有一个人代表他们去国会表达他们的意见。大致算来，大概几十万人一个选区，可以选出一个众议员。也就是说，如果有大约二，三十万人，不管他们和其他美国人多么格格不入，他们如能纠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选区的多数，他们就能选出一个代表，到国会去发出他们的声音。你不喜欢也没用。谁也阻挡不了他们。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每个众议员都只要对他所在的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不代表全国人民，也不代表全体州民。 按人口数量比例分配众议员，人口数量少的州，不是就声音微弱了吗？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美国参议院一百个席位的分配是按照州来划分的，不论大州小州，每个州产生两名参议员。参议员是由全州人民投票选出来的。这个设定对于美国特别重要。 因为美国是一个邦联的国家，各个州相当于一个小国家，有它自己一整套的独立体制，从州宪法到州政府一应俱全。关键是，它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没有任何上下级关系。一个州的人民完全可以决定他们自己怎么生活。这是美国诸项分权中的最大一个分割。参议院席位按州作平均分配，就相当于也给了那些人口很少的“小国家”一份同样的发言权。 因此，在这里，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各种意见都得到一个渠道表达出来。有时候，一个有着非常“异样观点”的议员，照样会被选上来，而且照样在国会发表与众不同激进意见，这在众议院里特别容易发生。因为，这位众议员，他根本不必考虑全美国人怎么想，他只需要顾及他的那个小小的选区的民意得以表达就可以了。只要他的这些选民们满意，他以后照样还会被选上来，照样在国会上班，而且可以连选连任，直至终身。相对来说，参议员要顾及的面就要大得多，他必须顾及一个州的民意。 而总统呢，那是由全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可是你去读美国宪法，宪法里合众国总统是有大选举团选出来的呀，这是怎么回事。说起来很复杂，实际上也很简单。当年建国的时候，在当初的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下，民众一人一票选举总统是难以作到的。所以规定走两步：按人口比例分配各州大选举团名额，先有各州选出大选举团，再由大选举团选出总统。大选举团起的是信使的作用，除了代表本州去投票，没有任何其他权力。在各州，竞选各方推出自己的大选举团，那方得的票数占多数，就派出那方的大选举团，这个大选举团在投票时当然就全票投向自己方的总统候选人。这就是今天美国总统选举时，在各州“赢者取得全部，败者一无所有”的来历。 后来，当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允许的时候，美国人实行了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这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进步。但是大选举团的形式仍然存在，从而，某方候选人在某州取得多数就取得大选举团的全部票数，也等于是说全州人民都选了他，这样的做法也保留了下来。在理论上，就有了这样的可能性，某候选人在几个大州险胜而在其他小州以悬殊票数败北，他有可能最终得到了大选举团票数的多数而当选，但按全国老百姓的票数总计他却不是多数。这种可能性虽不大但存在，而且发生过。这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遭到很多批评的地方。但是美国人为什么抱残守缺而不改一改呢？大选举团已纯属“聋子的耳朵”，何不废除呢？ 对此有很多解释。比如，这促使候选人在各州，不论大小，广为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不重大薄小，尤其是那些人口额分散的州，如此等等。但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原来的宪法规定涉及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改起来很不容易。 在这里，我又想到了习惯的汉译英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州”的翻译也是造成诸多误解的地方。美国的汉译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翻译可能更为确切一些。它是一些小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合众国”的“国”，在英语里与那个“州”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只是在译成汉语的时候，才一个译成“国”，而另一个译成“州”了。与其说是语言差异，还不如说是文化差异造成了这样的汉译结果。 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这个“州”的译法，给了我不大不小的困扰，因为，这很容易和中国的“省”对应起来，而实际上，这里的“州”和中国的“省”，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两回事。也许，如果一定要把这些“小国家”与“合众国”的“国”，在翻译上有所区别的话，那么，译作“邦”，也许略为贴近一些。 对于美国人，这两个都是“国”，都有独立的主权含义。只是一些小的“国家”，它们商量好了，愿意联合起来，组成这样一个联合的结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美国人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南北战争在北方是反对奴隶制的道德战争，而在南方，遍布南方大小城镇的纪念碑上，那是“南方争取独立的战争”。 然而，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州的关系，也经历了很大变化。美国诞生后的前一百多年，州和联邦政府完全各自为政，甚至分庭抗礼，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州”作为一个小国家的独立性比现在更强。此后至今的近一百年，由于美国国力的迅速发展，对联邦政府所要求的集中力量也就越来越强，联邦政府也就在迅速扩大。从各州所割出去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多。 例如，我记得一个八十多岁的美国老人布鲁诺，曾经和我们谈到他所经历的美国变化。他谈到，在他们小时候，联邦政府是完全不干预经济生活的。当然，美国诞生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也并没有什么大的经济规模。所有的小经营者，一切都由他们自己作主。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企业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又出现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原来极弱的政府已经很难适应这样一个局面。布鲁诺告诉我们，大萧条时期他还是个少年，他们家虽然并不缺食物，但是他非常为自己的父亲担心。因为那时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经济不景气，时时都可能失去工作。由于政府几乎无权干预经济，所以也没有今天的政府有关失业救济的福利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突然失去工作，全家的境况会变得十分凄惨。 在一个发展的过渡时期，劳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工业社会已经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来到了。罗斯福总统实际上看到了这个历史大势，在加强联邦政府的力量，尤其是干预经济的能力上，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屡屡受挫。他无法得到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的支持。 当人们现在赞誉罗斯福总统的目光犀利，在历史重要关头能抓住要害的时候，我也想到，被人们指责为过于保守的最高法院，他们看上去跟不上时代的“拖后腿”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飞速变化和产生重大改变的时刻，是必须有人在那里“拖一把”的，必须有那么一个减速器的。这个减速器就是在社会迅速变革的时候，必须有人再三推敲，新的改变和最基本的原则之间的如何契合。 联邦政府权力的有限制的适度扩大，是造福美国人民的，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是会吞噬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三个分支的历史任务不同，他们在历史转变时期，反应的不同也应该是必然的。 正是这样的“平衡和制约”，这样几个分支互相牵扯的迟缓变革，才保证了变革的平稳，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这个国家既不断出现全新的历史面貌，又保存了人们最本原的基本理想。 在这个制度下，罗斯福总统并没有能够大刀阔斧地成功，但是，只要他的努力是顺从历史潮流的，那么他的一些理念，都会在后来一步步逐渐得以实现。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理念，不论是推出这个理念的一方，还是持谨慎态度，甚至持反对态度的一方，他们的争执必须是理念的争执，而不是打着某种旗号的党派之争或政治利益之争。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始终持高度警惕。 从1937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同意联邦对经济有管制的权力。对于美国人，这是相当大的对政府的一个让权行为。美国人的概念是这样：权力本来就都是属于人民的。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他们达成契约，出让部分个人权力，给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即地方政府。而联邦政府的权力，是由地方政府出让的，从根本上来讲，是大家为了共同利益，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出让的一部分权力。所以，人民有权对此斤斤计较。他们必须确保基本权力还是留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在某一个借口之下，被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喧宾夺主，控制一切。 布鲁诺告诉我们，政府干预经济之后，他的感觉就是生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还是福利和税收都同步增加。也就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美国人终于达成一个新的契约。大家拿出一笔钱来，在一部分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予以支撑，在一部分人发生困难的时候予以补助，也借以稳定这个大家共同生活其中的社会。 布鲁诺说，在他小的时候，银行开门的时间很长，尽量争取客户，但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大量的银行倒闭，使得许多人一夜之间失去一切，非常没有安全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美国银行，都是由联邦政府联保的。银行依然是私有的，但是它的运作受到法律的监督。普通民众的安全感强得多了。 布鲁诺还回忆到他小的时候，美国的老人除了用自己的积蓄养老之外，还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孩子的经济援助。社会是不承担这方面的福利的。但是现在的美国，老年人的生活基本上完全依靠社会的一套福利制度。子女不必再承担父母的生活。他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程师，辛勤工作了一生，他现在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状况，甚至并不比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差。这只是一个普通美国老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所感觉到的变化。 政府依据法律对劳资关系的干预也是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才逐渐深入。美国人传统上把劳资雇佣关系看作双方的自愿合约，任何一方随时可以中止合约，“炒鱿鱼”和“跳槽”容易得很。作老板的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公平，你要感到不公平你也可以自己作老板呀。但是现实生活中，劳资关系中劳方经常是处于弱势的。所以法律就对此作出平衡。现在的法律保障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并有组织地和资方谈判，而法律对资方则作出一些重要的限制，尤其是雇工和升迁不能歧视，工人的安全健康要得到保障。 我在失业的时候对此很有体会。老板只用了半分钟就突然宣布我被解雇了，顿时生活无着了。美国同事说，找劳动部去。在州劳动部设在我们这个小城市的办公室里，一位黑人官员给我看了老板解雇我所写的理由。老板当然要找出一些理由来，因为弄不好他会惹上一场官司的。这位官员问我有什么要说，我说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过错。然后这位黑人官员只用了五分钟就在计算机上打出了他的评判，平静地向我宣布：法律规定，雇员如有过错，证明的负担在雇主一方。现在雇主没有能够提出证明，雇员就没有雇主所说的过错。所以，你将有权领取失业保险金，尽管雇主是否雇佣你是他的自由。失业保险是雇主平时必须依法为所有雇员交的。这一失业保险让我有半年时间生活无忧，到了美国后第一次可以成天坐在图书馆里！你看，这个时候政府出面为弱者说一句，对穷人是很要紧的。 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对美国的影响当然比个人生活中的体会要深远得多。整个美国的面貌不再相同。这使得劳资关系变得缓和。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了更多更成熟的取得妥协的方式。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再象一匹放纵的野马。几个月一次，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利率的升降。我们有时候觉得，好象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威严甚至在总统之上，他 一句话会立即引起全球的股市大波动，总统都没有这样的威风。但是，我的经济学教科书上又说，尽管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1900年以前就建立了中央银行，美国人却一如既往地对任何中央垄断机构深感疑虑，所以根据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美国的中央银行系统，居然设立了不是一个中央银行，而是分散在全国十二个联邦储备区域的十二个联邦储备银行。我现在钱包里的几张一元美钞，就分别是亚特兰大，纽约，波斯顿，里奇蒙和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印的。这样重复设置不浪费吗？但美国人几乎是习 性地觉得分散让人放心一些。 然而，这一切都是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的。例如，福利的增加就必然导致税收的增加。而且，它们往往不是量入为出的。稍一疏忽，只要一眨眼的功夫，福利支出飞速增加，政府预算赤字也会突然失控。联邦政府越大就越难把握。经济干预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时时会遇到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 联邦权力扩大，曾经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质疑，迟迟没有迈入一条本质性转变的门槛。但是由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引起的社会本质性变化，使得这道门终于被突破。一经突破之后，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和联邦政府本身规模的膨胀，其速度都是惊人的，甚至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美国民众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建国者们当年忧虑的理由。政府就像是大家亲手喂养的一个怪兽，它的自我扩张能力是它的主人根本无法预料的。 这种联邦权力的扩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的不安。199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不安。因为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它们对于政府规模的基本态度和意志是不同的。共和党是一向呼吁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把权力还给各州的。而相对来讲，民主党则更倾向“大政府”的作用。 然而，各州的自治权力，是美国的“权利法案”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规定，“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政府，又不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种权力，均保留给各州政府和人民行使”。维持各州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自治权，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人所理解的自由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此，在我入学以后的第一堂法律课上，我的法律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你们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也是你们所在的“小国”的公民。他认为，你们要学美国法律，这是必须掌握的第一个概念。 在这个基本概念之下，各个区域的美国人获得了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些作为合众国成员国的“州”共同约定，只有非常基本的一些问题被确立为联邦法律，作为成 国的“州”不能违背的共同法律。例如，犹他州的摩门教，在他们的教义里是允许多妻制的，但是，他们必须遵从一夫一妻的联邦法律。 但是，在绝大多数牵涉到生活方式的问题上，联邦政府是无权干涉的。每一次大选的时候，实际上，选民除了投票选举总统和议员之外，他们还必须对他们所在的州的许多提案进行投票。例如，他们投票决定，是否愿意在自己州的范围内发行彩票，甚至开设赌场。美国的赌场都设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就是因为其他州的人民，在赌场的高收益和平静的生活之间，宁可选择后者。实际上，这是他们在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联邦政府是无权决定在哪里开设一个赌场的。 对美国人来说，本来所有的权力就都是他们自己这些小国家的。是联邦政府的成立，使得大家出让了一部分权力。因此，联邦权力如果无限扩大，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自由。因此，合众国的存在和联邦政府的存在，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是必要的，那就是，这种联合以及联邦政府的工作，使得各个州都能够在不失去自由的前提下，获得联合所带给各州人民的好处。所以，美国始终在一个如何“平衡”的讨论之中。不同的时代，也给这种平衡带来不同的问题。 尽管在我们的眼中，美国已经是一个地方非常高度自治的国家。但是，在这里，从建国一开始到现在，争论的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联邦政府到底可以有多大的权力，始终还在为联邦与州的具体权力划分，不断地在那里探讨。这种充分讨论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国会也就成了提供讨论的一个场所和各州民众表达意愿的渠道。 正是这种意愿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充分自治的基本满足，使得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得到了最大的安宁，没有一个州愿意独立。因为，如果它们能够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生活，又能够得到合众国联合和强大带来的利益，又有一个联邦政府在照应那些麻烦事，省了它们许多麻烦，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的五十个州，也就是五十个小国家的联合，也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它的稳定依靠它们联合的共同利益的存在，而不是依靠强权和武力把它们留在这个联邦之内。因此，如何及时反映它们各自不同的声音，如何在合众国中时时能够争取它们各自的利益，这都必须通过选举制度来保证。各个地区所选上去国会议员，必须确保是他们所属的地区的民意代表。 今天的美国人，每个人手里都是相同份量一票。所有的普通人都握有直接选举的选票，他们手里的选票，直接决定了总统的人选，直接选出了在国会中代表他所在的州的参议员，也直接选出了在国会中代表他所在的选区的众议员。 这样的选举，必然的结果就是给国会带来了全美国不同地区民众的不同声音。这也必定使得国会从此“会无宁日”。他们必然会不停地激烈争辩，永远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他们也必然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协调和妥协，然后又是新的矛盾，新的妥协。美国国会永远不会看上去谦和一致，但是，美国却正因为如此而平稳统一。在国会大厦里，我为美国人这种使不同的意志和理想妥协共存的本事叹服不已。国会大厦的大厅里，陈列着众多华美的雕塑，那是每个州送来的本州英雄的塑像，每州两座。这样，和公认的大智大德的历史人物在一起的，出了不知多少英雄人物的弗吉尼亚送来了南北战争中的“叛军”，南军的著名将领李将军的塑像，而密西西比州送来的居然有南北战争时南方自己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塑像。 我现在还是回到两年前的中期选举。一般认为，一旦国会席位的局面改变之后，也会有一个惯性，共和党占领的多数议席状态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如果长期的局面发生大的突变，总是有一定的原因。外界评论多半把这个原因寻根溯源归到克林顿那里。 对于那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克林顿自己也十分沮丧地出来表示，民主党失去四十年来的多数议席，他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说白了，就是在克林顿开始的两年中，他的总统没有当好。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提出今年大选结果的预测问题，大概很少有人相信克林顿会取得连任的。 首先是“旅行门”和“白水门”确实造成很强烈的冲击。因此而反映出来的整个白宫的作风，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第一夫人希莱利在白宫的比重也使人琢磨不透。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最大的诺言，医疗制度改革甚至都没有被他所属的民主党还占着多数席位的国会通过。克林顿在这一个阶段，不乏给大家提供种种疑点和“靠不住”的感觉，却没有在政绩方面有什么突出的举措。只有经济恢复的形势已经比较清楚，虽然缓缓迈进，但是已在路途之中。 这位年轻的总统在竞选时表现出来的勃勃生气，和当选之后所表现的不成熟，形成了一种令人疑惑的联系。人们怀疑，这位美国的第一个“婴儿潮”总统，是不是还“欠火候”？人们是否还是应该更倾向于一个稳健的风格？这次中期选举，可以说是美国民众给了两个政党一个很强的信息。然而，如何去理解和消化这个信息，两个政党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也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方法，终于使得美国今年的大选局势又发生了一个逆转。 中期选举之后的共和党可以说是完全陶醉在胜利之中。在中期选举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名为“与美国契约”的目标方案，其实就是一系列法案，许诺如果美国人民让他们在国会中占多数，他们就将在限期内实现这些目标。此后他们宣布完全如期完成。尽管后来有的人指责他们只是有折扣的实现目标，但是，也并不否认他们至少完成了其中的一多半。这一切，都如同给了1992年失去大选的共和党一剂强心针。 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年里，共和党丝毫不怀疑他们即将在不久之后的大选中，夺回暂时被克林顿夺去的总统桂冠，毕竟，在此之前的十二年里，都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克林顿的上台是一个偶然事件，是民众被克林顿的巧舌所迷惑了。而这一次中期选举，真正反映了民众的觉醒。 有一项提案略为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一般来说，这样的提案都是要经过非常吃力的反复才会得到国会的通过，但是，这一次却通过得十分顺利。新闻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共和党议员们坚信他们马上就要回到白宫，才通过得这么“痛快”的。此刻，共和党给外界的印象几乎是喜形于色。 然而，这些获胜了的共和党政治家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在一旁静静观望的，看上去土头土脑的美国老百姓。他们在想些什么呢？这种忘却，哪怕是十分短暂的忘却，有时也是致命的。因为，选票还都捏在老百姓们的手上，还没有投出去呢。 共和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国会，确实使得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最后两年显得十分艰难。他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在立法问题上，白宫和国会经常发生意见不合。对于国会试图通过的法案，克林顿也一连否决了好几个。 根据美国宪法的设计，总统对于国会自行提出通过的法案所具有的否决权，也是平衡与制约原则的一部分。处理由人的因素参与其中的制度设计是不可能完美的，只能说是要尽可能完善。否决权的设计还是很有道理。因为虽然国会更多地体现了民意，但还是可能产生偏激和异化，而国会手中的立法权又是非常大的一个权力。 因此，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最高法院对于国会立法有一个司法复审权之外，总统也有一个对国会立法的否决权，但是，这个否决权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把对立法的绝对否决权交给总统，总统的权力又显得太大了。所以，总统否决之后，国会还有一次机会强行通过这项法案。 但是，国会第一次通过一项法案的时候，只需要半数以上的赞成票，而在总统否决以后的强行通过，就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了。在一般情况下，国会取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还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总统的否决绝对没有道理而很不得人心，那么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也是完全可能的。就在这样的反复推敲之中，最终被确立的法案也就比较顺应民意了。 然而，如果白宫和国会这两个分支发生过多的冲突，这也是不正常的。在这个时候，由于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公开的，民众对于问题究竟是出在哪一方，也会有一个他们的判断，这种判断也会在大选的时候被选票反映出来。 其中国会与行政分支发生的最大的一个风波，就是去年年底的美国政府关门了。记得当时我正在给你写信，也随便向你谈到了美国人对于“政府关门”处变不惊的态度。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政府的两个分支产生对立的状况。 那一次的“政府关门”是由“平衡预算”的问题引起的。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里根时代实行的“寅吃卯粮”经济政策，当时给美国带来了繁荣，而留下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天文数字的政府赤字。必须消除这个后患，达到政府的平衡预算，已经成为全美国人民的基本共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并没有什么分歧。 问题在于，如此庞大的赤字一时半会儿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必须在政府的开支预算中逐年扣除出来。那么，怎么扣，减少那些方面的开支，减少多少，分几年扣清，当然都成了问题。 说实在的，美国政府的预算到了每年都以几千亿美元计的地步，这时候，他们之间的争论又是在几十亿美元的上下，你让老百姓怎么算得过来？老百姓怎么可能判断出个谁是谁非呢？这时，民众基本上是在依赖这个制度。依赖于白宫和国会这两个分支的互相监督。这两个分支都有大量专家组成的预算委员会，尤其是国会的两党结构，使得两个分支必定要作出认真测算，不致产生勾结而有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 结果，克林顿和以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去年年底，他们双方的预算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政府行政分支的所有年度开支都必须由国会通过预算，才能拨出钱来，所以，尴尬的僵局终于形成了。行政机构一年的钱花完了，拨钱的时候到了，预算却没有通过，当然钱也就拨不出来了。政府的所有行政机构，除了实在关不得的少数机构之外，其余一律由于没有经费没有工资而关门了。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十分狼狈地自己掏钱付电费，才使得首都华盛顿著名的“第一圣诞树”的彩灯没有熄灭。克林顿因此而产生的麻烦当然不止是为“第一树”支付电费。 所谓的政府关门，基本上就是克林顿手下的行政这一摊关门，关门之后庞大的政府雇员队伍拿不到工资，给民众也带来巨大的不便。所有的国家公园，国家博物馆等著名旅游点全部关闭，游客怨声载道，旅游点周围私营的服务设施也全都没了生意。领事馆签证停止，影响商人出国经商，甚至影响到国外。停止签发出口许可，造成出口商巨额出口损失，等等。这些压力当然直接落到问题发生的部门，也就是落到克林顿的行政分支头上。 美国民众并不认为政府关门就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由于这些具体问题激起的民怨，很自然是先集中到克林顿那里。然而，这个僵局维持的时间太长了，民众也开始试着琢磨这场政府停摆的门道。 那么，在这场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的重大分歧中，美国民众既然对于几十亿美元出入所造成的是非很难判断，那么他们究竟如何拿出他们的意见呢？这个时候，新闻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新闻界一方面竭尽全力向民众解释这几十亿美元的分歧所在，另一方面对于政府这两个分支紧紧地跟踪报导。几乎每天都要报导双方的谈判进展和发表的谈话。每天，大家都在电视里看着这两拨人，是如何在解决国家遇到的这个难题。 克林顿当时的确已经不堪重负。政府关门所引起的全部问题，他都必须设法解决。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美国是没有总理这个角色的，所以克林顿就得自己想办法担着了。为了应付“内困”，他甚至取消了极为重要的出访计划。当时，国会谈判中最“露脸”的，就是当时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领头人杜尔和金格里奇了。杜尔则在今年最终被共和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成为克林顿的竞选对手。可是，人们在电视里看到，杜尔和金格里奇在预算谈判破裂之后走出白宫，却是一付喜滋滋的模样。正是这付藏不住的笑容，使人们渐渐开始对他们的“监督”诚意心存疑问。 结果，人们证实这种疑问不见得就完全没有道理。新闻界终于披露，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的金格里奇承认，他们送交克林顿的一份维持政府临时开支的法案，确实比较“苛刻”。原因之一居然是嫌克林顿在前往以色列参加拉宾葬礼的飞机上，没有对他和杜尔表示充分的礼貌。这个“不礼貌”不仅包括没有在飞机上主动和他们讨论政府预算的问题，也包括在下飞机的时候，他们没有被安排从飞机的前门下机，而是从后门下的飞机。 这条消息一经证实，很多美国民众对这个“政府关门事件”，反而开始偏向于他们原来所抱怨的行政分支。尽管，这个预算之争，根本上还是反映了两个政党对于联邦政府的规模，联邦与州之间权力财力划分的重大分歧，应该说，还是各有各的道理。最终的解决也还是依靠双方的妥协和让步，达到一个平衡。但是，在解决这个争端过程中，共和党时不时表现出来的过强的党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民众对他们的政治诚意的信心。 一个政党提出一个被人们所赞同的政治理想当然是重要的，而他们提出一个理想的目的，究竟是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还是为藏在他们身后的政治利益服务，这也是美国民众时时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这次一个月内美国政府两度关门，而且关门事件长达近一个月的风波中，共和党在国会的两个领袖所表现出来的过分党派性，成为大选前共和党声望下降的一个转折点。这种过度的党派表现，也许，也反映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的胜利气氛中，一直没有真正清醒过来。 然而不论是什么原因，在美国看上去似乎是不可琢磨的民意，也不是丝毫没有道理的。至少是政治家们不可忽略的。此后的大选民意测验中，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的声望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时上时下，却再也没有达到过一个满意的民众支持率。中期选举成了共和党昙花一现的胜利花朵。 相反，克林顿总统在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利之后，好象是认真进行了一些反思。一方面他开始走向稳健，白宫的那群“顾问们”似乎也随之有所约束。另一方面，克林顿开始不再考虑一下子抱个大金娃娃，一下子作出“医疗制度彻底改革”这样过于复杂的大手术。而是谨慎地与国会合作，一小步一小步地推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立法。例如在同样的医疗制度改革问题上，他和国会取得共识，先通过一项立法，使得离开原来工作岗位的人，可以保留原来的医疗保险，而不必重新申请。立即有大量民众直接受惠。 同时，经济的复苏在今年大选之前已经形势十分清楚。尽管克林顿总统依然受到已经发生的诸多案件的困扰，但是，这些事情基本上发生在他1992年当选总统之前，或是当选之后的最初两年，在中期选举之后，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频出状况。例如“档案门”的曝光是在今年夏天，但是，事情是发生在两三年之前。在中期选举之后，外界普遍感觉，在屡屡碰壁之后，92年初入白宫时的克林顿春风得意的模样已经一扫而光，步子迈得稳多了。 中期选举之后的第一夫人，也似乎开始重新给自己定位。有一次，我们和一个美国朋友谈起克林顿的诸多麻烦，我们问他，你觉得在那些给克林顿带来麻烦的案子里，哪一个是最难对付的呢？他笑笑说，给克林顿带来最大麻烦的是他的妻子希莱利。 确实，在克林顿所钻进去的那些“门”里，无时不刻都可以看到希莱利的影子。在国会调查和司法调查的时候，甚至往往第一夫人所占的份量比总统还大。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希莱利有什么违法行为，但是，各种疑点几乎象影子一样，一直跟在她的身后。这实在不平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初的“水门事件”，事情闹得再大，也没听说有尼克松夫人什么事儿。 在美国历史上，希莱利确实是一个很不一般的第一夫人。似乎同克林顿一样，这个第一夫人也象征着一个“婴儿潮”的新一代。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已经是“水门事件”调查中的一名司法助理。在成为白宫的女主人之前，她曾被评为全美最出色的一百名女律师之一。 在克林顿进入白宫之后，我看到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在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后，他们夫妇有一次外出，在加油站加油时，他们遇到过去希莱利的一个追求者，此刻他正是这个加油站的老板。走出加油站之后，克林顿就笑着说，幸亏你嫁给了我，否则，现在你就只是一个加油站的老板娘，而不是美国第一夫人了。希莱利回答说，那可不一定，如果我嫁的是他，没准儿今天的美国总统就是他而不是你了。 这个笑话的作者大概是克林顿的一个反对者。他既影射了希莱利可能在影响白宫的政治生活，又嘲笑了克林顿的无能，是靠着夫人才有了今天。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笑话当然只是一些反对克林顿的人的情绪表达，但是这个笑话也反映了克林顿执政的前两年中，希莱利在民众心中非常突兀的印象。 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吃不准将如何处理这个第一夫人的位置才是恰当的。人们可以感觉到，克林顿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新一代的总统，他好象很想开创出白宫一个新的风貌。他有一个公认的能干的妻子，为什么不让她也在这四年之中也发挥一些超乎常规的作用，也一显身手呢？ 于是，希莱利在克林顿一上台之后，就令人瞩目地被委以主持医疗改革的重任，频频作为一个重量级人物在公众场合曝光，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当然这样的安排，引起不少的攻击，但是，一开始，许多人都持观望的态度，甚至也有不少人乐观其成。 最终，医疗改革并没有成功，希莱利带着一帮人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改革方案过不了参众两院的关，白白辛苦一场。但是，对于第一夫人希莱利的逐渐不满，却和医疗改革的失败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人们更多的疑惑还是来自希莱利在“旅行门”，“档案门”，“白水门”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切证据认定，但是，从已经公布的一些证据中，尤其从“旅行门”公布的一些材料中，人们倾向于相信希莱利在白宫中管了一些超出她的职权范围的事情，对这些事件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 我不知道克林顿夫妇是如何重新思考这一切的。但是，相信围绕希莱利所发生的一切争论，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美国民众对于第一夫人形象的保守要求。在美国，总统第一夫人确实有一个大家所习惯的贤妻良母的传统形象。但是，时代在发展，人们也逐渐理解，象希莱利这样的“新女性”，你要求她在克林顿可能是整整八年的任职期间，完全浪费自己的能力和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彻底成为克林顿总统的一个陪衬，似乎对她也不公平。 尽管历来的惯例，美国的总统夫人就是一个不支薪的总统秘书。然而，希莱利承担一个诸如医疗改革这样一个具体的工作，不论成败与否，人们都有可能接受。但是，她必须有她非常清楚的职权范围。克林顿处理希莱利位置的失败，并不在于她领导了一次失败的医疗改革计划，而是，他没有使民众建立起这样的信心，相信第一夫人不会在白宫的政治生活中不恰当地四处插手。 所以应该说，克林顿总统试图对于美国第一夫人形象作一些改变，并不是一件不能为民众所接受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改变一开始就走得不够谨慎，使得人们对于夫人过度参政的疑惑压倒了一切。 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希莱利已经成了公众对白宫不信任的因素之一的时候，总统夫妇检讨之后所能够做的，大概只有“纠往过正”了。中期选举以后，希莱利竭力回到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角色，致力于妇女儿童事业，大力修正形象。她在报纸上开辟的专栏，经常谈到她的孩子和家庭生活。她甚至潜心写作和亲自朗读制作了一部有声图书“集全村之力”，教育人们如何养育子女，在书中，她也大谈自己养育女儿的经历。情深意切，使人闻之动容。尽管还是有人攻击她的这种变化是“作姿态”。但是，她的“有声书”十分畅销，这本书刚出来就赚了四十万美元，她把它全捐给了慈善事业。 克林顿总统改变作风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他开始在他宣扬的政见里，开始吸收一部分共和党的主张，也就是更多地考虑妥协。在改革福利制度等问题上，他终于和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达成一个协议。福利制度也是一个涉及面广，一直需要不断调整的复杂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福利一向是低得出名的。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这是美国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然而，具体制定福利制度的分寸，一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甚至觉得，听政治家们的辩论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们宣扬自己主张的时候，往往是强调一个侧面，听哪一面都是振振有辞。而实际上，这却是一个寻找平衡点的困难的“技术活儿”。 福利过紧，影响大量底层民众的生活，福利过高，经济不发展，最终也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实际上不是什么美国问题，找出福利的平衡点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伤透脑筋的事情。最终，平衡点的确定往往还是依靠实践的结果，实行一个时期，根据结果再作调整，但是已经在实行的政策都有一个强大的惯性，要作出调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要把过高的福利调下来的话，立即涉及到已经在原来的制度中受益的千家万户，你很难说服人们为了一个构想的长远利益，而放弃他们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 因此在事实上，主张提高福利的一方总是更容易受到底层民众的欢迎。克林顿以前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在福利问题上，是比较坚决地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赞同政府的大幅度干预。当然也颇有蛊惑民众之嫌，这也是共和党提到克林顿非常不屑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大选之前通过的美国福利制度改革的法案，看上去象是克林顿向中间路线迈出去的较大一步。因为在这个福利改革中，一些已经被联邦政府掌握多年的福利经费和权力都还给了各个州。因此，人们相信克林顿在签署这个福利改革法案的同时，也在修正过激的联邦“大政府”的观点。 总之，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逼近了，美国主要的两个党派，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顺着自己对于民意的了解往前走。谁的理解正确就必须在大选的时候见分晓了。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众散漫的国家，要琢磨准确民意，真还是要费一番功夫呢。 今天就写到这儿。 祝 好！ 林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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