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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说尽管早已知道了尼克松因“水门案件”而下台的结局，但是，对于这事件所引发的制约权力的“收银机”运作过程，还是非常感兴趣。你在等着我讲完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样，整个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美国“收银机”。一旦按下第一个启动按钮，它的各个部件就互动地一步推一步地在向前走，在一个出问题的部位绕上一道又一道的蛛网，然后逐渐解决。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机制也是很新鲜的一个玩意儿。你已经看到了，司法和立法两大部分正在对“水门事件”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时，作为另一道外部保险机制的新闻界，正以他们习惯的操作方式，进行无孔不入的全方位调查。你几乎可以把他们称作是一支“野战军”。首先，他们没有任何特权，他们无法迫使任何人告诉他们任何与案情有关的内容，除非被采访者自己愿意这样做。 新闻界也无法把任何他们感兴趣的采访对象召来，因为在他们手里，既没有法庭也没有听证会这样的有效手段。确实有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这一类的好事，可是，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他们的采访对象的手里的。是别人有话要说，把他们给招了去，而不是相反。但就连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都是重要的，他们会在这样的时刻，急急地抓紧每一分种提出问题，可是，人家不仅常常以“无可奉告”一口回绝，甚至可以一甩手拔腿就走了。你也不能如法庭国会那样给他定个什么“藐视罪”。因此，看上去新闻界是最没有“实权”的一支结构外的“野战部队”。 然而，在美国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在内，敢于把新闻界不放在眼里。因为这支“野战军”有不计其数的具有良好职业训练的记者队伍，而且他们习惯于独立作战，几乎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因为凡是不具备一定新闻素质的，都早已被淘汰了。这些记者虽然没有什么特权相助，可是，他们在职业正义感和新闻业的竞争等等动因的驱使下，会把一个常人的能量发挥到极限。发掘出天晓得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内幕新闻。再说，他们一个记者一个智慧，对于他们没有什么禁区和局限，他们能找出什么就找什么，别看有些东西看上去只不过是鸡零狗碎，但是，没准这些记者的共同努力凑在一起，就能拼出一张“先遣图”来。 这一次，就是在尼克松“水门案”的紧要关头，新闻界又一次全面出击，造成了意外的效果。首先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开展了对尼克松减税问题的调查报导。这是尼克松曾经把自己当副总统时的私人文件捐出，换取了五十万美元的减税。这家报纸还报导了尼克松曾经花了公众的一千七百万美元，用来装修和警卫他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的私人住宅。这虽然与“水门案”无关，但是对于尼克松的信誉是一个惨重的打击。 同时，“华尔街日报”又雪上加霜，对尼克松的副总统阿格钮受贿以及偷漏收入税的情况进行了报导。这在美国民众中又引起一阵强烈反应。在司法部检察官对一系列证据的调查之下，副总统阿格钮很快看清，如果他顽抗下去，也将面临无法逃避的弹劾，他最好的出路，只能是以辞职认罪交换宽大处理。于是，他很快放弃了挣扎，仅仅在“华尔街日报”向公众披露的两个月后，他就向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交了一封辞职信。然后来到一个联邦地区法院，以认罪交换了“三年徒刑缓期执行以及一万美元罚款”的宽大处理。 尼克松的录音带问题还在僵持。但是，尼克松从大陪审团的宣告中，已经知道自己面临触犯众怒的危险。他无法忽视站在那23名普通陪审员身后的全体美国人民。因此，在8月15日他又一次在电视里发表声明的时候，提到录音带时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持“行政特权”力争的强词夺理，而完全是透着和美国人民商讨，试图取得谅解的低姿态。 尼克松在这次电视声明中向公众表示道歉，他直视着摄像机说，“我很遗憾这一切的发生”。并且，尼克松第一次表示，国会参院对有关他的指控进行调查，“我没有意见”。在录音带的问题上，他竭力试图取得民众的同情，把话都说到了这样的份上，他把自己和助手之间的谈话录音，比作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私房话，因此要求大家允许他将录音带持为己有。当然，尼克松抱着最后的希望，希望能够守住这条最致命的防线。 这时，几乎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遇到这样重大的“宪法性”问题。如果双方不让步的话，那么，就只有等待了。等待什么呢？等待持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出来给出一个判决。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宪法解释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宪法危机。 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新任的宪法顾问才发表了一番他的法理性的思考。这位宪法顾问也是来自一个大学的法学教授。根据他对宪法的理解，同样是根据权力划分的原则，他觉得，如果司法分支强制这个国家的总统，将会毁了美国的总统地位，即毁了行政分支的宪法地位，从而动摇美国的国家制度。那么，如果检察官要坚持强制总统服从法律程序，如何解决这个僵局呢？他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服从法律，法庭能做的就是解散检方，也就是法庭不接受对总统的指控。 同样来自大学法学讲坛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听了这番法理推论之后，他发表了一个短短的声明。只有尼克松总统明白这个声明沉甸甸的份量。考克斯说，总统所永远不能解散，不能中止的是大陪审团。因为大陪审团代表人民，人民有权得到每个人的证据。 尽管大家知道，此事是必闹到最高法院不可的。但是，按照司法程序，还是必须由地方法院先判决，然后再一级级上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一场宪法危机真正发生，不论是法官西里卡还是上诉法院，都尽可能地作了局部让步的努力，使得变通的方式有可能被尼克松所接受。 这些变通的方法，主要是如何尽量缩小录音带的审听范围，甚至如何由第三方审听录音带，再将其变为可由法庭审阅的书面记录，等等。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被尼克松所接收。这时，尼克松的周围又有了一批象宪法顾问，“水门事件”顾问等等这样的新任顾问。尼克松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也基本上是参考他们的意见为自己的决策依据。看来，不论尼克松的口气是硬是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新顾问们给他制定的基本上还是“顶”的方针。 尼克松的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行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他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这个代价。” 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庶民同罪”。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地站到了宪法之上，那么，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 尼克松在他的新顾问们的推动下，终于在最后的时刻，作出了一个利用职权与法律顽抗的大动作。这使得他被弹劾的命运再也不可逆转。尽管尼克松在避免被弹劾的问题上，可谓费尽了心机。 当尼克松的副总统被迫以辞职交换法律宽大的时候，尼克松处心积虑地挑选了众议员福特作为副总统的替任。在一般人眼里，福特不象是一个做总统的人材。尼克松之所以在当时挑选了福特，就是为了使国会在考虑弹劾的时候有所顾虑。因为一旦尼克松被弹劾成功，他的副总统就将顶上来做完这个总统任期。 如果福特比较软弱，看上去不能胜任总统职务，也就意味着美国将有一段时间出现“总统危机”。那时，美国对内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事务执行者，对外也将缺少一个决断的外交事务领导人。这对于美国当时的情况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从外部形势来看，还处在冷战的危险期。从内部来说，美国刚刚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动荡和转变，急需一个安定的环境完成社会过渡。所以，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副总统安排，就是希望国会将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敢轻言弹劾。 那么，尼克松到底做了一个什么大的举动呢？ 他想除去他的心腹之患。 当时，尼克松确实万分恼火。因为，再三使他感到难堪，在司法程序上一步不让的那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尼克松行政体系之下一名“下属”。如果不是独立检察官向法庭提出要求，法庭也不可能主动出一张传票，要尼克松交出录音带。考克斯在上任之后，没有一刻表现出他是尼克松的“下属的下属”，相反，他始终保持一个克尽职责的独立检察官的形象。 这时，上诉法院的判决也已经下来了。判决对尼克松很不利。尼克松按法定程序，还有一周时间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尼克松向独立检察官摊牌了。因为录音带是独立检察官提出来要的。如果检方坚持，法院一级级都按这样的趋势判下去，尼克松就非常被动了。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强迫检察官放弃或改变他对法庭提的要求。 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告诉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要他接受白宫的条件，把交出录音带改为交出根据录音带笔录的谈话提要。否则，请独立检察官辞职，或者由司法部长解除他的职务。他们给了这个最后通谍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 考克斯的回答也很漂亮，他说，他也希望避免冲突和对峙。但是，他不能违背参议院在批准他的任命时他所作出的承诺。 看来，不论是让独立检察官屈服，还是让他自己提出辞职，都是不可能的了。 对于独立检察官的这个回答，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早有预料。因为这么一来，一个球两边一踢，最后还是要落到了他的手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从理论上来说，只能落在司法部长这里。既然如此，现在解职权也必定要落在他手里。如果他这样做了，应该说，也无可非议。因为，在政府的行政系统里，司法部长是总统的下级，他即使解除了独立检察官的职务，也不过就是执行了自己的上级，总统的命令。 但是，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当然很清楚，他有一个作为司法部长的职业道德的问题。他今天之所以具有解除检察官职务的权力，是因为他正巧站在一个无法避免的逻辑悖论的交点上。他是美国的行政系统中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最高官员。他除了必须面对总统的命令，还必须面对法律，面对历史，面对良心。所以，他的选择十分简单，他轻轻放下落在他手里的那个球，冷静地对总统宣布，他辞职了。在辞职信中，他提醒尼克松总统，不要忘记，在当初给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任命书上，规定了司法部长“不能推翻，不能干涉特别检察官的决定”。 一开始，尼克松的顾问还以商量的口气，请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是否考虑先解雇考克斯再辞职。他提出当时的中东危机，要求司法部长解雇独立检察官，给美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司法部长断然拒绝。接下来，黑格则毫不客气地给司法部长来了一个电话命令，“解雇考克斯。”司法部长提出要求约见尼克松总统。 在会见尼克松之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见到了黑格。黑格再一次向他提到中东危机。他说，美国正在就中东危机与苏联谈判，“水门事件”一直在让苏联看笑话，弄不好就会让苏联人在谈判桌上占上风。理查德森不为所动。当他走进白宫的椭圆型办公室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手里也只有这一张相同的牌。“国家利益”是一个当权者最轻易可以为自己所用的遮羞布。 尼克松问他的司法部长，他现在辞职，勃列日涅夫会怎么看？基辛格与莫斯科谈判将增加多大困难？难道你应该把个人义务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当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往头上冲，他抑制住愤怒答道，“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当黑格再一次给理查德森打电话的时候，他反问黑格，既然中东危机如此紧要，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延迟几天解雇考克斯呢？当过军人的黑格将军，其回答颇具军队风格，后来在美国众所周知，他说，“你的总司令给你下了一个命令，你别无选择。”理查德森严丝合缝地接了一句，“除非我辞职。” 当晚，抢在司法部长宣布辞职之前，白宫宣布他被解雇了。这一做法显得十分卑劣，他们不让他以辞职的形式离任，一心想毁了他的政治前程。尼克松曾恨恨地对黑格说：“我们除了在他屁股上踢一脚以外，不欠他什么东西。理查德森必须解雇，我可不想看到他回到印第安那再去竞选参议员。” 至于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的心情几乎只能以“悲愤”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抓一帮江洋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 这不是他一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职位问题，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这样凌驾于法律，凌驾于人民，这个国家整个的根基就都会动摇了。因此，考克斯在这场风波一开始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自己手下的一套班子说，如果他被开除了，不论总统怎么干，你们也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在考克斯从电话中得知司法部长将为他的缘故而辞职时，他冷静地作出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决定。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做法。哪怕你尼克松是总统，考克斯只是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为所欲为的时候，考克斯并不是一筹莫展的，他可以直直地走向公共讲坛，站在全美国的电视机前，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真相，让大家来评评这个理。 新闻发布会上的考克斯，显得谦恭而文静，仿佛是在给周末待在家里的平头百姓上一堂课。他说，我可以保证，我不是故意在和美国总统作对。我甚至担心，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是不是错把虚荣当作了原则。我希望我没有。最终我决定，我必须坚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在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提出辞职之前，司法部副部长已经表示，如果要逼他就范，他也做好了辞职的准备。因此，随即，司法部副部长也因同样原因辞职。 剩下的是司法部的第三把手鲍克。他曾经对理查德森表示，他只是在理论上同意总统有权解除手下一个检察官的职务，因此如果总统下命令，他会同意签字解雇考克斯。但是，他不想让别人以为他是个贪图高官的“贪生怕死之徒”，签完解职令，他也会要求辞职。理查德森在自己离任之前，劝阻了鲍克的辞职。他要为司法部留下一个看家的。 就这样，在尼克松总统的命令之下，鲍克签署了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解职令。 这一解职并没有就此划上历史的句号。这一“强盗解雇警察”的“解职”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在此后作为一个案子上了法庭，并且经过了颇多上诉的周折。直至最高法院终于否决了鲍克签署的解职令的合法性。但是，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当时看来，尼克松还是达到了自己一除心头隐患的目的。 权力看来还是十分管用的，就看你用不用了。权威并施之下，讨厌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还有堂堂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不是都乖乖地“走人”了吗？至少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新顾问们，感受到了权威的力量和成功的快感。 晚上八点二十五分，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宣布，“水门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已于今晚八点左右解散”，它将归还司法部。黑格命令联邦调查局，前去封闭前独立检察官和两名前司法部正副部长的办公室，一副大获全胜的派头。 黑格的担心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考克斯整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抢在几天前已经开始保护所有的调查文件。他们先租了一个银行保险柜，专门保存他们与白宫的书信来往。然后，他们尽可能地复印了大量文件，分散到每个人家中“自行保管”。 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十点，也就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之后，考克斯的副手把记者们招到办公室的图书馆，他向记者们说，“难以想象，这是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被解职的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本人，在这个时候仍然对美国，对美国人民持有信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将继续成为一个法制的政府，还是成为一个人治的政府，这必须由国会，也就是最终由美国人民来决定。” 在此之前，国会也已经通知白宫，参院调查委员会不接受白宫以“谈话提要”替代录音的要求。 相对而言，尼克松们显然是低估了美国民众的觉悟。独立检察官被解职，办公室被查封的消息一发布，全美国就跟触了电一样。由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是传统的老兵节，是美国的国定假日。因此，这是一个长周末，连放三天假。每个人在这样的时候，通常是轻松度假，国会也在星期二才会上班。 但是，历来以散漫著称的美国人，就在这个轻松的假日里，从全国各地打来抗议电话。这些电话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入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地区的电话公司，通常一天给国会转接约三千通电话，可在这个星期天上午，他们转接了三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在星期二以前，已经转接了高达三十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电话公司不得不修改计算机参数以适应新的需要。人们估计，共有三百万个来自民众的抗议和要求，对国会倾盆而下。 在白宫门外，有一个孤零零的抗议者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鸣响喇叭，要求弹劾”。当时，白宫门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车行交通还没有关闭，这是一条非常繁忙的交通要道。结果。过路的汽车纷纷响应，白宫门前一片汽车喇叭声。此后的两个星期。尼克松一直待在平时只有度假才去的戴维营。 一年前还是支持尼克松再任总统的美国劳工组织，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会，如果尼克松不辞职就弹劾他。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则宣称，白宫的行动是破坏了已经建立的司法程序，所以他公开呼吁国会采取适当行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形成对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强烈的不信任，弹劾总统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这时，白宫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一周期限已经到了。但是白宫却没有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上诉的焦点是，白宫是否应该应检察官的要求，交出那九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尼克松们已经自以为聪明地抢先一步，利用行政系统的权力，在法庭的竞技场上，一脚把检察官干脆踢出了局。 他们当然可以这样想，那个“交出录音带”的要求本来就是检察官提出的，现在，检察官应该带着他的“球”一起滚出局去了。白宫自然也不必再去上诉，然后胆战心惊地等候最高法院作什么判决了。他们现在可以在固执的考克斯缺席的情况下，和法庭或者考克斯的后任，谈谈新的条件了。 可是愤怒的法官西里卡并不因此屈服。他满怀震惊地眼看着他当裁判的那个球场，居然被告一方活生生地把检察官一方一脚踢出了球场。他也在电视里看到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封闭的情况，从法官的法律常识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场经常在南美国家上演的政变。 就在这时，法官西里卡收到了来自白宫法律顾问的一份书面陈述，说是白宫打算提供由第三者整理的录音提要。这个架式活象是被告给法庭的一份通知，通知法官应该如何进行调查。盛怒的法官西里卡立即起草了一个命令，要总统出示理由，讲情楚为什么总统这样做就不算藐视法庭。同时他通知白宫律师，他认为总统是在违抗法庭命令，如若星期二还不交出录音带，他将找总统算帐。他打算如果录音带交不出来，他将判尼克松总统每天罚款两万五千至五万美元。 同时，法官西里卡把两个联邦大陪审团同时召到法庭。这两个大陪审团，一个是为“水门事件”闯入案而建立的，另一个是由前一个案子的案情发展后，导致新的立案而建立的。前者的案子虽然已经起诉，但是，由于最近一系列的发展，仍然需要这个大陪审团存在，并对新发展的案情是否需要调查和起诉作决定。 在法庭上，神情严峻的法官西里卡，向陪审员们重读了他们曾经作过的誓言。他要求他们明白，任何人都不能玩法律于掌股之间。他强调，大陪审团依然存在，依然工作。他对陪审员们说，你们没有被解散，你们也不会被解散，除非本庭在法律的授权之下解散你们。他庄重地宣布，“法律自会处理目前的形势”。 国会一开会，弹劾的动议就无可避免地开始了。 弹劾在美国是怎样的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呢？这是一种属于政府的立法分支范围的特殊刑事诉讼程序。你也许要问，刑事诉讼这类的事情不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吗？怎么会跑到立法分支的国会去了呢？是的，在刑事诉讼中，弹劾是唯一的例外。它的起诉对象只限于政府官员。也就是说，即使司法分支的机制失了灵，被某位政府权势官员控制或者破坏了，他也休想因此逃避法网，在国会还有一个“法庭”在那里等着他呢。 由于弹劾只针对政府官员，所以，它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很明显，它只是一个制约权力的机制。这个制约机制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法里也有。弹劾的做法源于英国，这曾是当年英国的议会除去国王宠臣的有效手段。当年的英国，弹劾案一旦成立，被弹劾者不仅可以被判处罚金，甚至还可以判入监狱，甚至判处死刑。这种英国式的弹劾，是英国国会长年累月与王室冲突的历史产物。随着这一冲突的缓解和消失，弹劾在英国的使用就日渐衰落。从1806年起，英国就不再使用弹劾诉讼。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的弹劾，与英国有极大的不同。美国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由民主程序产生政府各个分支的国家。因此，它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历史重负和社会转型的严重政治冲突。美国人借用弹劾这个程序，只是用它以防万一，只是相当于在制约政府权力的“收银机”上，再加上一重保险机制。因此，美国的弹劾也没有必要呈现杀气很重的面貌。在美国，如果一个弹劾诉讼成立，也就是判定被弹劾对象撤职，没有更重的处罚。因此，美国的弹劾更少“法庭”的味道，而更多一些权力制约的意思。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很少发生弹劾案。也许，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官员产生方式的缘故，使得这个国家政府官员和民众很少发生无法解决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收银机”设计比较完善，也就很少发生非得动用这个“保险机制”不可的时候。因此，在美国的历史上，虽然宪法规定对政府官员有弹劾程序，但是事实上极少使用。在尼克松总统之前，历届美国总统中，被国会提出弹劾动议的，只有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一人，他在最后一刻还是以一票之差被宣告无罪。因此，对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弹劾动议，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二次对总统的弹劾程序的启动。 弹劾的动议一开始，就如大家预料的一样，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共和党人也并不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在美国的国会里，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国会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表态，或是投票表决的时候，他们很忌讳“党性”二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议员们不会仅仅根据自己的党派归属，就作出表什么态，投什么票的决定。因为美国的普通民众，是非常鄙视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党性”的。他们要求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论他是哪一个党派的，他们在国会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应该是人民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党派”的立场。否则，他们要这样的议员干什么呢？ 当然，在一些本来就和党派观点密切相连的问题上，国会的投票结果会和各党派所占的席位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民众也是理解的。他们在选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也已经充分了解了他的观点。但是，在一些与党派观点无关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国会议员的立场时时表现出他的“党性”，这个议员将很快被他的选民所抛弃。 眼前的这个尼克松总统弹劾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会仅仅因为尼克松是共和党的推出来的总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出来反对弹劾。因为这个弹劾案所涉及的观点是，你是否认为总统可以高于法律。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不是象是否支持堕胎，如何进行福利改革等等这样涉及党派观点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实际上“党性”很强，他也会望尼克松而却步。 在众议院的弹劾程序开始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共和党人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到最后，由后来被替补为副总统的福特，代表众议院中的共和党员表示，他们同意此事授权给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按程序处理。也就是说，只要尼克松不交出录音带，他们也不会支持尼克松。 就在这同一天，已经被解职的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在司法部的大厅里，面对电视记者召开了一个告别会。当然，尼克松们一心指望理查德森乖乖地离开，不要再多嘴多舌。可是，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和从来就无权无势的平民，新闻媒体，这是社会保留给他们的唯一的讲坛。这个讲坛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 理查德森没有多说什么，一切似乎还算平静。只是在最后，他对着电视机前的民众说，如果他是考克斯，他也会这样做。他希望还会出现另一个尽职的特别检察官。当他被记者问到尼克松是不是应该被弹劾的问题，他回答说，这应该是由美国人民来考虑的问题。作为前司法部长，他强调说，“我没有理由认为总统就可以违抗法庭的命令。” 司法部指定的检察官和所调查的对象白宫高阶层官员发生矛盾的话，白宫是上级，检察官是下级，水门一案所暴露出来的这一漏洞，引出了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此法案规定司法部长在发现行政部门高官有违法行为时，可以要求由联邦法庭来指定一个独立的特别检察官从事调查起诉。这个法案保护了特别检察官的独立性，因为他或她不是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任命，而是联邦法庭任命。司法部长只有在“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可以撤除这一任命，这一保留给司法部长的权限以显示起诉权限的原本归属是行政分支。这一法案使得行政分支高层的犯罪容易被起诉。不过这些已经是水门一案的后话了。 尼克松已经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必须再一次考虑何去何从。 法官西里卡规定的期限到了。星期二下午，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法官西里卡照例坐在上面，面对着法庭的较量双方。在法官对面，一侧坐着白宫的律师们，另一侧，独立检察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的十一名助手全部到场，坐在检方的位置上。 法官西里卡宣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肯定了地方法官西里卡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的命令。然后，他转向白宫的律师，问道：“总统的律师是否打算现在就代表总统答复法庭的命令？” 这位律师走到话筒前，回答说“法官陛下，我没有打算作出一个答复，不过，我被授权声明，美国总统将完全执行上诉法院8月29日的命令。”全场静得只能听到人们的喘息声。法官西里卡威严地阻止了那些想悄悄溜出去发表头条新闻的记者。然后，他几乎是不相信地问道，“你将服从我的决定？”律师又一次回答说，“不折不扣，全部执行。” 迫于美国人民的压力，尼克松总统终于承认了不可阻挡的大势。他作为美国政府权力三大分支之一的最高长官，按照美国宪法制约与平衡的原则，承认了司法分支的监督权。他不仅同意了让刑事司法系统取得有关他的证据，同时，面对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压力，不得不又任命了一个新的特别检察官。 这名新任检察官叫加沃斯基，他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也曾经是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时的军事检察官。他是一名民主党人，却一向对尼克松十分友好。因此，看上去，尼克松似乎是在这个位置上除去考克斯之后，安排了一个对他更为有利的人选。但是，尼克松应该很快发现，他所遇到的麻烦，几乎与“人选”问题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尼克松所遇到的麻烦似乎是随同独立检察官这个职位而来的。作为一个独立检察官，身负重托站在全美国民众目光的焦点下，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几乎都会本能地忠于职责，不循私情，也不会愿意接受来自被调查方的干扰。如果尼克松早一些对独立检察官的这种“职业禀性”有所了解，他也不必在检察官的问题上触犯众怒了。换一个人选，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加沃斯基上任之后，大家很快看到，他所表现的独立性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差。同时，他还继续任用了考克斯留下的全班人马。 原来考克斯的这一套班子，也曾担心这个新上司和白宫的关系太近。但是他们很快看到，他是一个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尽管黑格再三向加沃斯基暗示，要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要“爱国”。然而，这个新任独立检察官一边和黑格周旋，一边从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同时，在吸取了他的前任考克斯的教训之后，国会对加沃斯基进行了职位保护。此后，如果没有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党派的一致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开除这个独立检察官了。 然而，事情并不因为尼克松同意交出九盘录音带就结束了。首先是，尼克松的律师在回答法官，他们将“不折不扣，全部执行”法庭命令之后，交出的录音带本身就是有折扣的。一方面是有两盘录音带不知去向，另一方面，交出的录音带中，有一盘被擦去了十八分钟。为此，法庭展开了冗长的听证调查。白宫的有关工作人员都被传到法庭作证。这些被传来的证人中，官阶最高的就是当时的白宫幕僚长黑格了。 对于那已经消失的两盘录音带，各个证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有的说可能是录音带用完之后没有及时换新带造成的，也有的说，有时一些高层官员借去听，没有很健全的记录制度，所以也可能是被谁借走了没有归还。总之，这两盘录音带再也没有被带上法庭。 至于那消失的十八分钟，是一名白宫女秘书在整理录音带的时候擦去的。她跟随尼克松做了几十年的秘书。她原来以为，她擦去的那一段不在交到法庭的那些带子里头，因此，在法庭上态度十分傲慢。当检察官问她，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录音事故时，她答道，“用我的头脑。这是我唯一可以用的东西。”，“我认为我还没有愚蠢到要人家一遍又一遍教我怎样倒带，怎样放音。” 可是，当她再一次被叫到法庭上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被她擦去的录音带已经在法官手里，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她最后不得不自己请了一个律师。而且，这位秘书是所有的证人中，唯一要求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护自己的。你一定还记得，在去年给你的信中，我详细介绍过这一条。就是说，根据“第五条”，法庭不能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所以，在法庭上，如果一个人遇到必须回答对自己不利的问题时，就可以引用“第五条”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尽管这位秘书说，她是在无意中造成了录音事故，“不小心”擦去了一段。她最终也没有被起诉。但是，这十八分钟消失的录音和那两盘不知去向的录音带一起，成了永久的秘密。人们至今无法消除心中深深的疑惑。 不管怎么说，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法庭手里总算有了一部分录音带。即使是这几盘不全的录音带，都使检察官在按下放音开关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毕竟，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和起诉者，猜测总统有可能涉及犯罪和听到证人指证总统犯罪，是一回事，因为这都是有可能不是真实的。但是，现在亲耳听到总统的犯罪罪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检察官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宁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要死死保住那几盘录音带。前白宫顾问迪恩在国会的证词，现在都被录音带的出现所证实了。他们不仅听到尼克松在录音中与亲信谈到要搞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对于将来法庭上的宣誓作证，尼克松居然就赤裸裸地对海尔德曼说，“你就一口咬定，我不记得了，我回忆不起来，我没法想起来。就只回答我想不起来了。” 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听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脸涨得通红说，“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合众国的总统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居然在教他的手下人如何做伪证！”听完录音之后，作为一个以前曾经在长时期里支持过尼克松的法律工作者，加沃斯基最后沉痛地说，我以前也料到，此案将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我也料到会面临许多困难的决定，但是我想，这些都还不至于要动摇总统。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总统深陷于这个案子，已经无法自拔了。” 已经是接近1973年年底的时候了，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特地带着总统的一盘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里，尼克松谈到要筹集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他约见了黑格将军。也许，他想让这个并不知道全部内情，却显得十分自以为是的白宫幕僚长清醒过来。但是，黑格还是坚持认为尼克松是清白的。加沃斯基面对执迷不悟的黑格，只能请他代为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他再一次对他说，你错了。“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请一位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也许真的因为是蒙在鼓里，表现得糊涂而又“愚忠”的黑格后来又打电话给这位独立检察官。他象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兴奋地对加沃斯基说，总统在录音中的那次谈话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不能认定是一个“罪行”，因为按照法律，必须有行动才能把一个“阴谋”认定为一个罪行，光说说是不算犯罪的。 也许，这个电话只是进一步证明了白宫幕僚长黑格确实不在罪犯之列，他此后也确实没有被起诉。因为这次他又错了。尼克松就不会这样想，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们是有行动的，那天谈话之后，就有过一个装着“堵嘴钱”的信封，被扔进了前白宫顾问亨特的律师的信箱。所以，在1973年圣诞来临之际，尼克松总统终于听从了独立检察官的忠告，为自己聘请了波士顿名律师克莱尔，为他所涉及的“水门事件”作刑事辩护。 这时，对于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进行监查的所有机制几乎都已经开动了。它们都按照自己的程序，各自在进行自己这一部分的功能运作。 新闻界这一方面，对于总统财务方面的追查一直没有放松，这使得尼克松总统公布了他的财务状况，以图洗清自己。并且最终补交了43万美元的税款，这是为那笔“副总统文件”的“不正当扣税”造成的。白宫说，这几乎已经掏空了尼克松的积蓄。 司法分支这一部分，尽管尼克松的新任律师，暂时拒绝了独立检察官在进一步调查中，要求总统再交出22盘录音带的要求。尼克松也拒绝了大陪审团要求他出席秘密听证会的要求。但是，根据已有的录音带，已经足以让大陪审团对尼克松定性。1974年的2月25日，大陪审团以19对0的表决结果认定，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欺骗美国并且妨碍司法的阴谋的成员。大陪审团同意特别检察官将理查德.尼克松认定为一个“不受起诉的共谋者”。 尼克松在司法系统的免于起诉，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法分支国会的“弹劾”这个特殊刑事诉讼已经开始。在大陪审团作出以上认定之后，法庭立即开庭，宣布了大陪审团的建议，当庭将司法分支已经获得的全部证据，包括那几盘已经获得的录音带，全部移交国会的司法委员会，让他们“用作诸如弹劾的适当程序。”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落到了立法分支手里。国会的刑事诉讼弹劾一经开始，就非常严肃地声称，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拥有获得有关弹劾案件的全部证据的绝对权力。4月11日，国会发出要求40盘新的录音带的传票，并且警告尼克松，如果他拒绝的话，弹劾尼克松的第一条罪名，就将是“藐视国会”。 这时，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和国会司法委员会，分别对尼克松提出的要求新的录音带的压力，越来越大。尼克松决定作一次最后挣扎。他先是又一次提出只交出这些谈话的提要，然后决定，将删减后的46次谈话公开出版，以换取美国民众的谅解，使他们相信，他没有更多的罪行。他说，这些经过编辑的记录，“将一劳永逸地证明，我所知道的和所做的，完全就是象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的一样。”尼克松很清楚，尽管看上去他面对的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的调查，实际上，他真正面对的，是站在这些调查机构后面的美国人民。 于是，真的出版了这样一本大如电话号码本一样的特殊的“书”，而且一时还真的成了“畅销书”。在书中，多处标着“此处删去多余谈话”，不久这句话就成了老百姓嘲讽的口头语。美国的老百姓是很难蒙住的。本来，尼克松试图使大家看了这本“洁本”谈话录之后，会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质性内容，就对他失去追究的兴趣。 但是，这本书给美国民众造成的刺激，恰恰不是内容，而是它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总统的基本态度和行事风格。也就是说，人们最吃惊的是，这位被美国人民安排在漂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上班的总统，居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至少是一个正人君子，不幸而相反，他们只看到一个急于摆脱困境甚至于不择手段的小人。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被删去的“多余谈话”一定是一些更见不得人的东西。 独立检察官和国会并没有因为这本“洁本谈话录”的出版，就放弃他们的要求。这时根据调查的进展，他们对录音带的要求已经分别为64次和42次的谈话录音。这时，尼克松的新任律师克莱尔提出，至今为止，尼克松本人并不是被控诉者，所以在法律上要求这些录音带没有足够理由。此刻，独立检察官向他出示了大陪审团的判定，显示了尼克松是“未被起诉的共谋者”，克莱尔顿时哑口无言。因为在美国，整个司法程序中，作为人民象征的陪审团，是最至高无上的权威了。 录音带的争执，又一次被白宫上诉到美国上诉法院。但是，这一次，这位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毫不犹豫地越级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5月31日，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水门案件”的官司终于在案发两年之后，到达了最高法院。 同时，国会的弹劾程序并没有停下来。按照美国宪法，弹劾程序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由众议院提出建议并且认定罪名，这一个阶段很象是司法程序中的大陪审团的作业，整个阶段是不公开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民众无法知道进展情况，就连尼克松也一点吃不准形势的走势怎么样。 弹劾程序的第二步，就有些象法庭的审理过程。先是公开的出庭作证，然后是参院投票。通过弹劾案，必须在参院里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所以，尼克松还是对参院听证投票的这一个阶段，寄了很大的希望。他只要在一百个席位中获得三十四票的支持，就算是逃过这一劫了。一百年前，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就是在这一个阶段，以一票之差，安然逃脱的。毕竟，国会里还有那么多共和党人，尼克松至少可以试试看争取他们中的一部分。 你一定还记得我前面说过，在美国国会里，是非常忌讳“党性”二字的。因此，此刻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最担心的，就是弹劾共和党的尼克松被指责是“党派行为”。所以，他们让足够的明确证据取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使他们也坚信这是一个超越“党性”的维护宪法的行为。 而从尼克松这一方来说，正好相反，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共和党议员相信，这是民主党人的“党派夺权”行为。使得共和党议员转而支持尼克松。 因此，证据的可靠性就成为一个关键。只要证据可靠，共和党议员即使真的“党性”十足，也不至于会冒天之大不韪，站出来维护明显在践踏法律的尼克松总统。因为参院的弹劾过程基本都是公开的，甚至由电视转播的。选民们都在看着他们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如何代表人民说话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 相反，在民主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迫使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方向，反而会使他们顾忌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个时候，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在弹劾的第一个阶段，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罗迪诺主持，他和法官西里卡一样，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由于确凿的证据成为弹劾的关键，所以，他和助手道尔非常谨慎地召集了四十多名律师，在新的录音带还没有得到的情况下，先开始分析手中已有的证据。在这四十多名律师中，有一个当时才二十六岁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希莱利.罗德曼。她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 直到五月份，第一批整理好的证据才交到38人的司法委员会手里，他们全是清一色的律师。道尔在调来做国会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助手之前，应该说，他也是尼克松手下的人，他是行政分支司法部下的一名检察官。他的工作非常仔细，他不仅注重那些涉及定罪的录音，还注重证据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处在行政分支权力中心的尼克松在白宫的行为模式。道尔不仅给委员会播放了录音，还指出尼克松所出版的“洁本录音记录”中，故意删除了一些危险的谈话。 在听了第一批录音之后，国会司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要求尼克松交出另外147次的谈话录音。尼克松断然拒绝了。 由于国会弹劾程序的开始，原先国会的参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正式结束了他们的工作，并在最后的报告中谴责了尼克松。七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的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委员会公布了四千页的证据，其中有尼克松的八次谈话记录，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与尼克松自己公布的记录不符。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尼克松是故意地删除了对他不利的内容。 国会的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一次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辩论。让委员会内主张和反对弹劾的两种意见，公开向美国民众表明他们的观点，对美国人民有个交代。在国会司法委员会中，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是尼克松唯一的希望。但是，在电视辩论之前，原来反对弹劾的委员，一个接一个地转变了立场，尼克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就在辩论即将开始之前，最高法院以八比零（一人弃权）一致通过，要求尼克松继续交出录音带。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先由总统提名任命，由国会通过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旦当选之后，除了国会有充分理由进行弹劾之外，他的任命就是终身的。所以，虽然总统“有权”任命大法官，却不是一定“有机会”任命大法官。因为在总统的任期内，完全可能没有大法官退休。 尼克松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他在任期内，居然出现了任命四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地位在美国是非常高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神圣的。他们本身当然也有基本观点倾向的不同，例如有的大法官更倾向保守派的观点一些，有的大法官则更倾向自由派的观点一些。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手中的案件的判断理解。但是，他们可以说都不会落到屈服于或者倾向于某个权势人物，因此就对他网开一面的地步。 我相信这不仅和国会及民众的监督有关，一定也和这个职位的职业神圣感有关。就像独立检察官一样，整个社会就有这样的气氛和压力，到了这个位置上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他都会立即感觉到这个头衔沉甸甸的份量和民众灼灼的期待目光。这样的职位，和行政官员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行政官员很容易产生政客一类的人物，但是，大法官这样的位置却通常不是产生政客的地方。 因此，在“水门事件”发生以后，最高法院的唯一一次插手，它的结果是公正的。尽管九名大法官其中有四名出自尼克松的任命，使他总是抱有一些幻想，希望表决结果至少出现两种不同意见。可是，事后想来，谁都觉得，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这样一边倒的投票结果是极其正常和自然的。 尼克松还曾希望，最高法院至少把他的录音带分别处理，例如，判定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材料允许他保留。也就是说，尼克松希望“国家安全”这顶保护伞，至少还可以为他抵挡一部分威胁。但是最高法院的意见非常明确，什么该交出来，什么不必交出来，这一切都由法官西里卡决定。最高法院裁定：总统显然享有行政豁免权，但是，这种豁免权不可以压倒刑事司法的法律既定程序所提出的根本要求。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总统能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是自从“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尼克松们与整个权力制约机制抗争和挣扎的焦点。也是美国历史上，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试图曲解美国宪法精神，向整个由宪法所规定的制度挑战的突破口。但是，“收银机”整个机制非常关键的一个设计，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在最高法院手里。因此，最高法院判定，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是从根本上为这场历史性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是的，最高法院从理论上宣布了尼克松的彻底失败。但是当时，真正的明眼人并不因此松下一口气来。他们知道，美国宪法面临一场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来到了。这将是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因为，此时，尼克松已经被最后摊牌了，已经被从理论上宣告了失败。那么，接下来，尼克松会怎么办？ 尼克松完全有可能破罐子破摔，干脆公开对抗。理论归理论，理论上他必须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之后就向法律低头。可是，如果在实际上他不服从，你又有什么办法？他还是总统，还是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个人。同时，你不要忘记，尼克松总统还是美国的三军统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最高法院，只有全美国承认的，在理论上最有权威的九名大法官。他们手无缚鸡之力，没有一兵一卒。 因此，全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如果尼克松总统打算对抗，将会发生些什么？如果尼克松就是抗拒法庭，法官西里卡派一个法警去白宫逮捕总统吗？总统拒捕又怎么办？理论上，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但是，国会也只有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几百个议员，如果总统抗拒国会的弹劾，命令武装部队保卫白宫，攻打国会，又怎么办呢？ 这是整个“水门事件”发展到最后，最千钧一发的时刻。 你不要以为，这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就一定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在不断完善中的制约机制，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会产生危机的。对于这最后关头的抉择，军界和白宫也有所感悟。当时行政分支的国防部长，曾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何来自白宫有关的军事命令一定要经过他的手。这在美国是异乎寻常的。因为美国的国防部长历来只是行政系统的一名文官，既没有军权也从来与指挥军队调动事宜无关。美国的国防部长与军界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所以，这个非同一般的信息，立即引起了美国军队的实际指挥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强烈不满。 白宫幕僚长黑格，出身军界，虽然转向了文官系统，一直还保留着将军的称号，同时还是白宫的当家人。对尼克松忠心耿耿的黑格，当时也想到，尼克松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有服从和抗拒两种选择的可能。如果是后者，白宫和尼克松的安全则顿成问题。他将有可能面临法警带来的搜捕状。于是，作为一个前军人，他本能地提出，有必要调82空降师围住白宫保卫总统。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聪明绝顶的犹太裔国务卿基辛格，只轻轻一句话，就永远打消了白宫有可能冒出来的类似念头。基辛格说，坐在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的。 最高法院裁决的八小时之后，尼克松的律师克莱尔宣读了尼克松的声明：“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一个简单的声明，化解了美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宪法危机，也使得人们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回味无穷。 两年前，当尼克松去世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在他的加州老家院子里举行的葬礼的全过程。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们，都出席了这一隆重的葬礼，并且向他表达了他们对他的怀念和尊重。我想，就凭着以上的这个声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无愧于这样的尊重的。 不论尼克松犯了多少错误，在最后一刻，他表现出他依然是美国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一个民选领导人。他公开向美国全体人民宣告，他愿意认同宪法，服从法律，服从人民。而且，正是由于前面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完全了解自己即将面对的处境和结果，他的服从才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尽管尼克松知道，他将永远失去权力以及权力所带来的一切，甚至面对一个使他感到十分屈辱的下场。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条痛苦的道路，而没有最后一次错误地使用人民交到他手中的权力，去做最后的抗拒。毕竟，在世界历史上，人们看到过许多同样权高位重的政治领袖，在类似的情况下，都本能地选择了抗拒到底。 不论他当时是出于无奈，还是真正地有所醒悟。他毕竟在最关键的时刻，表现出了他到底还是一个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的总统，他向宪法低下了他骄傲的头。我们不可能忘记，在这个时刻，尼克松毕竟还是美国的三军统帅，是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个人。 尼克松的声明刚刚读完，电视台的国会司法委员会的总统弹劾问题辩论会，就开始实况转播了。这个公开辩论会持续了六天。尼克松是一个老政治家了，不算他在州一级之前的任职，仅仅是在副总统和总统的职位上，他已经待了整整十三年半。因此，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在政界有了许多相处多年，感情很好的同事和朋友。就在眼前的这个国会司法委员会里，也有很多尼克松的老朋友。但是他们也无法不承认，他们确实为尼克松的滥用职权，妨碍司法的行为感到愤怒和不安。 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共和党议员说，“多年来，我们共和党人宣布要反对其他党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中的腐败和不轨，可是，水门一案却是我们自己的耻辱。” 在国会中显得鹤立鸡群的黑人女众议员，芭芭拉.乔丹，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讲话。她说，在当初，美国宪法的第一句“我们，美国人民”是不包括她和她的种族的。但是今天，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前州法官，以一个黑人女议员的身份宣布：“我对宪法的信任是完整的，全部的，彻底的。在有人对宪法进行损害，限制和破坏的时候，我不会坐在这里袖手旁观。”去年这位黑人女议员逝世以后，我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当年她发表这番声明的镜头。 1974年6月27日，国会司法委员会对如下第一款决议进行表决：“由上所述，理查德.尼克松的所为与人民对总统的信任相违，与一个宪法政府的行为相反，是对法律和正义事业的极大不公，伤害了美国人民。因此，由于其所作所为，理查德.尼克松应予弹劾和审判，并撤除其职务。” 这是国会司法委员会在调查结束之后，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此后还必须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根据弹劾程序作出正式判决。 在此之前，正如你已经知道的，尼克松回到家里，和他的亲人们商量，也从他们那里获得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同时也和基辛格和黑格商量之后，决定辞职。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宣布辞职。这里除了他的妻子，还有他心爱的女儿，以及女婿。这名女婿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儿子，就是那个后来试图向毛泽东解释尼克松下台所反映的美国制度运作，而被毛泽东一句“这是假的”就给弹回来了的小艾克。 8月20日，众议院以412比3票正式投票通过了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的报告，由于尼克松的辞职，参院的弹劾程序就没有必要了。尼克松下台以后，福特副总统按照宪法程序，接任了总统职位。因此，如果说，每一个美国总统都是全民直接投票选上来的，这句话是不确切的。福特总统就是一个例外。他是在副总统和总统相继辞职的历史巧合下，没有经过全民选举当上的美国总统。 9月8日，新任的福特总统宣布了给予尼克松的豁免，宽免了尼克松“在总统任期内已犯下的或可能会犯下的于美国不利的罪过。”一劳永逸地免除了对尼克松有可能发生的一切追究。美国民众也感到，这个赦免是公正的。对于尼克松来说，大家觉得，他因为自己的过错所受到的惩罚已经足够了。正如尼克松自己所说，“我是以如此错误的一种方式在处理水门事件，它将成为我的余生中每天都要背负的重负。” 尼克松的故事我想就在这里结束了。让我们都“消化”一下。歇一段之后我再继续给你写下去。今年的美国大选尚在拼搏的最后阶段，但是，我想，你看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一定不会责怪我介绍“大选”，跑得离题太远了吧。 祝 好！ 林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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