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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很高兴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你说我所讲的南北战争，和你以前读到的故事不太一样，因此很有兴趣听下去。你在信中还提了一个问题。你说，如果林肯接受了南方“邦联”的事实，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作为一个总统认可了这样一个分裂，是不是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古罪人”了呢？分裂以后的美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上一封信里，我是在把这场战争的起因先整理清楚。你如果想把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因素分开，你只要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了。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南方不要求离开美国，只是坚持要蓄奴，林肯总统会打这场南北战争吗？答案是，显然不会。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南方没有奴隶制，可是就是要求分离，林肯总统还是会打这场战争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所以，在我们讨论林肯总统面临的战争选择时，应该先把奴隶制问题先分割开来。否则，就纠缠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里，咬住自己的尾巴团团转，就钻不出来了。当问题的本来面目清楚之后，回答你信中的问题也就简单得多了。 是的，林肯总统在当时看上去似乎是别无选择，这只是出于当时历史局限下的一个“正常选择”而已。确实，他是可以有另一个选择的，就是接受南方“邦联”这个事实。我曾经对你聊起过，美国的建成是非常特别的。它是由十三个独立的区域以“自由平等”为宗旨，自愿联合而组成的。尤其特别的是，它的一批建国者，并没有利用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所建立的威望，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通常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美国的建国者们以最大的可能，理性地营造了一块自由的土地。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他们自己先退回去，退到底。回到他们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的原来位置上去。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一个区域的人们按照他们之间的契约，相互协调一个共存的自由生活。如果愿意，各个区域可以自愿地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一个契约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的原因，必须是联合在一起的区域可以得到联合的益处，例如，共同防卫带来的安全感，更便利的贸易，等等。这样的联合不应该妨碍他们原来的自由。充分区域自治的原则，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联合在美国这个名字下的区域，必须承认这个自由国家的基本人道原则。然而，在建国的时候，这些原来的英属殖民地还存在非人道的奴隶制这个历史问题。建国者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各个区域至少必须有愿望，也应该有能力自己逐步达到废奴。鉴于美国的建国原则，每一个地区的问题必须由它自己解决。如果一个区域坚持整个联盟认为非人道的行为，大家有权予以谴责，以共同契约的形式，即合法的形式敦促它的改变，可是，没有对它动武的权利。这就是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前，曾经再三表示自己无意武力废奴的原因。因为在这个契约国家，人们讲好，只以建立和执行共同契约，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武力从来不是一个大家认可的解决区域之间矛盾的方式。那么，对于废奴问题是这样，对于一个区域要求离开联邦的问题，是不是就不同呢？ 我们看到，美国在南北战争时，已经几倍于它建国时的面积。即使在最初提出离开美国，建立南方“邦联”的七个州里，也只有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是在最初的美国版图中的，其余有好几个州都是后来加盟进来的。虽然在美国的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一个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情况。可是，根据美国建国者们的思路和作为，根据他们自治和自愿联盟的原则，说是“只让进不让出”，这样的“联邦永久性”，显然不象林肯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是“不言而喻”的。林肯总统当然深知这样一个原则。所以，他理解他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那么，如果林肯总统选择接受这个南方七州离开美国的事实，又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温和的南方州有可能不会全部加入南方“邦联”，例如，弗吉尼亚就会依然留在美国。这样，美国的版图大概会比今天少去五分之一。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南方“邦联”如果以蓄奴而走到一起，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并不一定会维持铁板一块。其中的一些州，甚至整个南方“邦联”，后来都可能由于他们又有了与美国共同的目标而重新回来。因为他们虽然与美国曾经有过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却没有过任何仇恨。由于理念的变化，产生这样的“分”与“合”，都是自然的。 其实林肯总统自己，都预言了南方可能的进一步分离。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正如目前联邦中的一些州宣布脱离联邦那样，一两年后南方‘邦联’中的一部分难道就不会蛮横地再行脱离吗？”可是，林肯总统只是想以这样的“前景”去阻吓南方的离去，却没有想到，人们由于不同理念的不同组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南方的进一步分离很可能意味着美国的重新统一甚至扩大。 关键在于，对美国这样一个联邦形式的国家，究竟是靠什么建立和维系的。在这一点上，林肯总统与美国的建国者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美国这样一个建国原则，对于联邦的各个区域似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好象肯定是离心力很大的一盘散沙。看上去美国是非常容易变得四分五裂的。可是，一个应该是导致分离的原因却奇怪地成了一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磁心，这个磁心就是自由和不干涉区域自由前提下的互利共存。如果说，今天有许多人离开自己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和母语，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富裕生活的话，当初的美国却曾是一个贫穷的地方。然而它却不但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还吸引了一个个加盟的地区。因为自由是符合最基本人性的状态，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地区，人们的本性在寻求一个自由的状态，以及在这个状态下的互利共存。联邦显然不是依靠爱国主义口号加上枪炮来维系的。这一点，林肯总统是逐步醒悟的，醒悟在怵目惊心的战场上。 林肯总统在两难之间挣扎出一个战争决定之后，他自己就落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战线越拉开，战斗越深入，双方的死伤也越惨重，他也越明白这个选择的代价是什么。林肯总统毕竟与一些只追求自己政治目标的政客是不同的，他无法漠视死亡。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无论是胜是败，他都心情沉重。他已经阻止不了战争的发展，他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自己的心灵重负，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这场灾难。而他深知自己对今天这个局面是有责任的。 葛提斯堡战役是联邦军队转败为胜的关键一仗，可是，站在这个战场上，林肯却无法摆脱双方将近五万士兵的伤亡，给他带来的浓重阴影。战争还要继续，他作为总统必须说些什么，但是，他无法在死亡面前以夸耀胜利鼓舞士兵的斗志。一个无法排解的沉痛心情，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葛提斯堡战役之后，短短的演讲的基调。 最终，林肯为自己找到一个突破口，在南北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为战争的目标作了一个主题切换，把联邦对这场战争的诉求从防止联邦的分裂转换为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奴。这就是你印象中的南北战争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的来由。之所以要作这个目标切换，就是因为林肯总统还是一个很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到，假如打一场三个月的仗，有个几百上千人的伤亡，迅速平定“叛军”，维护联邦统一，兴许，在历史上就成为一个成功的定论了。因为，南方分离诉求的本身，是有它的历史阶段性的。拖过这一段，分离的原因消失，联邦的完整也就保住了。美国的子孙后代也就可能接受曾经有过的一场短短的“维护统一”的战争，死亡的将士被奉为英雄，战争被冠於爱国，只需建立一个纪念碑和不断的鲜花，战争残酷的一面就被掩盖，它的意义就会得到升华。历史上的无数战争不都是这样过去的吗？ 可是，林肯总统领悟到，不论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目标对于一个总统来说，是多么地理由充足，义正词严，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他都没有理由为此打一场历时四年，吞噬六十万生命的残酷战争。更何况，州与联邦的关系，自由分离的权利和联邦统一的永久性，这些引发战争的焦点还是一个可以争执没有定论的政治学命题。如果再坚守这个“统一”的政治目标，那么，也许这个政治诉求可以光彩地坚守到战争结束，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一个以人性和人道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无论林肯总统建立多么雄伟的一座纪念碑，都无法平息这六十万灵魂在地下的呻吟。他意识到，即使他打胜了这场基于政治诉求的战争，他仍将永无宁日。不论他活着，还是他死去，终有一天，他都无法逃脱历史的谴责。这是林肯总统真正高出其他一些政治首领的地方，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政治人物。他站到了历史的山顶上，看得很远，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林肯总统为战斗的胜利喜形于色，洋洋得意。他始终沉沉地揣着他的心灵重负。就象我前面提到的，他醒悟在战场上，然而，此刻的战场上已经血流成河。 假设林肯总统没有这样一个醒悟的话，这样一个战争目标的主题切换是没有必要的。他尽可以打着原来保卫联邦的爱国主义的旗帜，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而不必拾起他一开始就明确宣称是超越他的总统行政权利的武力废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不能把这样一面爱国旗帜继续打下去了，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一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一场内战的“千古罪人”。 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 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么，“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 到了四年以后林肯连任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上，我们看到，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相比，他早已经全部完成了联邦军队战争目标的切换。在这个接近战争胜利的演说中，奴隶问题已经明确地被林肯总统标明为战争的起因，而解放奴隶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这个演说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联邦军队在林肯总统完成这一主题切换的时刻，已经胜利了。而且，他们可以长久地拥有这个胜利成果了。 我必须向你强调的是，林肯总统的这个切换，并不是任意的。他能够这样做，其实是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他的支撑的。几百年来，美国的精神主流为了寻求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的目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你在我以前的信中所讲到的故事中，已经可以看到了。在这样持续数代人的废除奴隶制的努力下，在北方对奴隶制深痛恶绝的普遍气氛中，战场上一个解放奴隶口号的提出，才可能是成功的。 就和当初的“独立战争”一样，这基本上是一场白人的战争。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的初期，当林肯总统还没有对战争目标作这样的切换的时候，联邦军队是不吸收黑人参军的。即使在战争后期，黑人虽然也参与了这场以自由为目标的战争，但是他们仍然是军队中的少数。黑人士兵自己组队，不和白人士兵混编，不过军官都是白人担任。然而，我们今天不能不肃然起敬的是，这个以白人为主的联邦军队，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这个战斗口号，为当时在南方全部是黑人的奴隶，为他们的自由去战去流血去牺牲。并且在此后，他们的后代依然以此为荣。在一百多年前，在人们还普遍存在种族偏见的年代，这是必须在一块有着深厚人道主义传统的土地上，才有可能发生的。 南方“邦联”对于林肯总统这个战争目标的切换，反应整整慢了一拍。其原因就在于战争开始以后，双方已经有过明确的战斗目标。在那个时候，南方不论战斗胜负，在战斗的目标上，一直感觉是理直气壮的。对于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公告”，他们的理解也只是一个战略措施。等到他们醒悟过来，已经百口莫辩。虽然战争的胜负还未最后决出，可是，在战争正义性这个立论上，他们已经一败涂地。 关键就在于，南方是有奴隶制，那几个极端南方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最初动因，也是希望能够不受干扰地太太平平地把奴隶制维持下去。他们知道，他们在奴隶制是否道德，是否符合人性的问题上，是无法和美国的精神主流“探讨”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自知理亏，甚至因此不惜离开美国，以避免北方死死追在后面，时时要求对簿公堂的“道德辩论”。 可是，在他们提出离开美国的诉求之后，林肯总统以“保卫联邦统一”的名义，组织联邦军队一举进攻南方，发生了这场以“分离”和“不准分离”为争执焦点的战争。南方在这场战争面前，原来是丝毫没有理亏的感觉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离开美国的权利。更何况，战火燃烧在南方的土地上，他们是被入侵者，保家卫国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把这场战争看着是独立战争以后的又一次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可是，当他们终于发现对方的战争目标已经转换时，他们落入了一个挣不脱的罗网。因为，不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既然对方的战斗目标已经转换，他们的地位也就同时被转换了。也就是说，既然联邦军队是在“解放奴隶”，他们就必然被随之定位在“为维护奴隶制而战”的位置上，逃也逃不掉了。 这时的南方“邦联”真是狼狈之极。举着解放奴隶大旗的联邦军队高喊着自由的口号冲杀过来，正义凛然，死也死得其所。南方却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拿不出一个相应的战斗口号与之抗衡。南方再一次理亏，可是又好象亏得莫名其妙。他们想指责林肯总统这种战争主题切换的不公道，可是又张口结舌，欲辩无言。因为，人家宣称打的就是奴隶制，而南方就是存在奴隶制，真可谓是“打个正着” 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方“邦联”发现，唯一还有可能把双方拉回原来的争执焦点，“以正视听”的办法，就是使得林肯总统切换进去的新目标消失，这样，才可能回到原来战争争执的焦点。这才可能使得南方坚持认为联邦军事行动的非正义性和非法性，重新暴露出来。于是，南方“邦联”宣布，南方废除奴隶制。在这一瞬间，战争进入了一个荒诞的状态，联邦军队的战斗目标突然消失了。 可是，南方的这个反应已经是在太晚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战争的后期，南方大势已去。林肯总统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高举解放奴隶的旗帜，一路打到胜利。南方“邦联”一直处于劣势，疲于应战，再也没有真正得到机会，重新讨论他们是否有权利离开美国的问题。 1865年4月8日，就在联邦军队攻打南方的第一个战场弗吉尼亚，在距离当年南方“邦联”首都利其蒙六十英里的地方，一个安静村庄的两层红砖小楼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穿着一身笔挺的一尘不染的军装，代表南军向联邦军总司令葛兰特将军投降。三天以后，南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低垂着军旗，走过联邦军队的面前，放下武器，开始返回家乡的旅程。历时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的六天之后，1865年4月14日，也许你还记得，那是塞姆特堡陷落四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边防城堡是在两个月以前刚刚从南军手中收复的。那一天，他们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庆祝这个联邦边防城堡的收复，他们邀请了当年驻守塞姆特堡的安德生将军回来参加一个仪式。安德生将军此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六十岁老人了。并且由于健康原因已经离开了他的军职。他在这个仪式上，重新升起了四年前他被迫降下的那面旗帜，不禁感慨万千。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里，林肯总统被一名南方籍的演员暗杀。这似乎预言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南北战争的感觉，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它的悲剧性压倒了一切。 如果说，后人一定要对这场战争在是非上分出一个胜负的话，那么，自从林肯总统将一个“爱国的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诉求，切换成“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这一刻起，南方就已经输定了。战争一结束，南北双方的学者就不断地对这场战争，发表各种观点的研究成果。因为，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历史上的非常状态，并没有中断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传统，美国人依然可以看到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学术争论和不同观点。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曾经有无数联邦军队的士兵，把自己的鲜血抛洒在“解放奴隶”的自由旗帜之下；也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依然存在非人道的奴隶制。结果，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随着历史的进步，也随着人们对于超越种族属性的普遍人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当年“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份量，也就越来越重。任何一个政治诉求，哪怕有天大的理由，也会在这样的人道诉求面前黯然失色。也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在以“平等自由”的人道原则建立起来的美国，只有在“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人道目标之下，人们才可能在长久的岁月里，认可如此众多的年轻生命的奉献。因此，在美国，人们也普遍接受了林肯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对于南北战争的解释。而且，就连林肯自己都承认过的武力解放奴隶在这个国家的非法性，都被北方民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南方在战后的继续辩解，也显得十分苍白。 在美国，这场战争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战争尚未结束，对于战争伤痛的人道关怀已经逐渐压倒了一切。在南北战争最大的一个战役，葛提斯堡的昔日战场上，保留着一个纪念馆。你在里面找不到对于胜利者英雄式的歌颂，也找不到对“敌人”，“叛乱者”的轻辱。你能够看到的只是对于战争悲剧性的平和与客观的陈述。 在这个纪念馆里，有战役进程的客观描述，但是没有对某一方特意采用高昂的褒扬用词，也没有对另一方采用轻蔑的贬抑用词。纪念馆里有一百多年来的葛提斯堡战役纪念活动的照片，人们在这些照片里，看到双方将士都已经渐渐地垂垂老矣，相互伸出手来，重新握在一起。 我在这里原样照录一些简单的陈列说明。因为我想你也许可以从这些平静叙述中，体会到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感觉。 “威斯理和威廉.科尔普是在葛提斯堡长大的两兄弟，分别之后，都参加了军队。最后在战场上相遇--一个为“邦联”，另一个为联邦。1863年6月，威廉.科尔普所在的属于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联邦军的宾夕法尼亚民兵87团F连，与他的兄弟威斯理所在的属于“邦联”军的弗吉尼亚第二民兵步兵团B连，发生对战。几天后，威斯理的军团调到他的家乡参与战斗。6月3日他在进攻科尔普小丘时阵亡，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威斯理的家人听到他的死讯后去战场寻找。他们发现了刻着他名字的枪托，可是，他的尸体始终没有被找到，没有被确认。”在这段说明下面，是威廉和威斯理.科尔普兄弟两人的照片，和威斯理阵亡的科尔普小丘。 另一个陈列说明是这样的：“当地流传另一个有关威斯理.科尔普和杰妮.威德的故事。温切斯特战役后，威斯理遇到一个年轻的联邦军伤兵，下士约翰逊.(杰克)斯凯雷。威斯理认出那是他在葛提斯堡的童年好友。他上去交谈，杰克交给他一封信，请他在路过时交给他的恋人杰妮.威德。几天后，威斯理参加了葛提斯堡战役，在第一天战斗停火后，他去探望住在葛提斯堡的姐姐，并且提到他有一封杰克.斯凯雷的信要转交杰妮.威德。他姐姐说可以替他送信，可他还是想以后亲自把信送去。6月3日，威斯理阵亡时还揣着这封信。同一天，杰妮.威德误中流弹而死。6月12日，杰克.斯凯雷死于他的创伤。”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张几个孩子的照片，旁边的陈列说明是这样的，“葛提斯堡战役结束后，发现在一个无名联邦军队战士的手里，捏着这张照片。几天以后，拿着这张照片的葛提斯堡居民，把这件事告诉了费城的杰.弗兰西斯.波恩博士。波恩博士要了这张照片，复制后在北方的各种报纸刊登启事，寻求协助确认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故事和照片一起出现在许多报刊杂志上，打动了很多北方人的心。求认的启事也有了回应。阵亡士兵身份被他的妻子确认，他是154纽约民兵团C连的阿莫斯.哈密斯登上士。波恩博士来到纽约的波特维尔，将照片原件送还了哈密斯登夫人。这一事件触发了为哈密斯登的孩子和其他联邦军人遗孤的募款运动。这一募款运动扩展到出售哈密斯登的孩子的复制照片，以及出售有关这个故事的诗歌和音乐作品。在这笔基金的支持下，1866年建立了葛提斯堡孤儿之家。哈密斯登夫人成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并且和她的孩子们一起搬进了这个孤儿之家。”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些当年士兵站立的照片，照片被放大到真人那么大。一排排站立在幽暗的展厅里。灯光投射在战士们严峻的脸上，他们的眼睛凝视着你，使你无法忽略这些逝去的，和你一样的生命。他们就是葛提斯堡的灵魂，也是这场战争的灵魂，这个纪念馆使所有的参观者，一想起这场战争，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以及与这些生命所相连的，被战争毁灭的一个个幸福和感情。它时时在提醒你，这些士兵也是父母心爱的孩子，孩子们依恋的父亲，女孩们梦中的恋人，他们被毁于一旦，不论他们是南军，还是北军。甚至他们就是被毁灭在自己兄弟的手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称为是一个“悲剧”呢？在这样的悲剧面前，还有什么战功和胜利是值得夸耀的呢？ 这就是南北战争从一结束起就形成的，对这场战争评论的基调。我们曾经和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聊起美国人这种战争态度。他觉得很奇怪，总是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够回答的就是，这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这是符合他们一贯的逻辑的，既是源于他们的宗教传统，也基于这里的人们尊重个人，尊重生命的一贯态度。 美国的制度不容许政府限制人民思想感情的表达。因此，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人们可以自己筹款，建立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纪念碑和博物馆。这样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在美国遍地都是。没有人能够对纪念碑用词横加干涉，也没有人能对博物馆主题“定调子”。在北方，你在读纪念碑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提到这场战争的时候，用的是“国内战争”这样的用词，有时也会提到联邦。然而在南方，纪念碑上称呼这场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独立的南方“邦联”了。 可是，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它们的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基调，都不约而同地是对于逝去生命的感怀，在这块土地上，这是自然的。看到这些与我们一向习惯了的军事博物馆风格大相径庭的气氛，我们也只能这样想，在我们的出发点里，就有一些东西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的孩子们也就在不同的气氛下，受到熏陶和渐渐长大。长大以后，他们相遇时，又会感到陌生和惊讶。 林肯总统的整个心态，也始终没有离开这样一种沉重的悲剧感。不管一百多年前的林肯总统有怎样的历史局限，在整个过程中作了些什么决策，然而，在一百多年前，也许只能是这样的结果。而在我看来，林肯总统的伟大之处，是在于他对于这场战争悲剧的历史性认识，以及他真诚地把自己在战争问题上的醒悟，融入了自己对战后问题的决策中。 虽然，基于美国的制度约束，林肯总统很难做到，象其它一些国家的领袖人物通常所做的，站在胜利者的优越地位上，在战后以压倒性优势，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宣传配合下，把南方“叛乱者”们从上到下作一番彻底清算。比如说，镇压为首者，清理叛乱参与者，以战争罪，叛乱罪，刑事罪等等，处理一大批南方的“后患”。并且在舆论上颂扬北方的平叛的功绩，把南方定在一个罪恶滔天的位置上，永世不得翻身。林肯总统不能任意这样做，不过，林肯总统本人对于战后南方问题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 林肯总统几乎被暗杀在战争结束的同时，然而在战争形势明朗，胜负已经基本定局的时候，对于如何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他是坚决的温和派。虽然由于他的被暗杀，联邦对于南方的处理，有过一些反复。可是林肯总统生前的这个态度，对战后的南方和战后的美国如何走向，还是有很大影响。 战后的南方，已是满目疮痍。我以前跟你说起过，战争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战争机器一旦滚动起来，它的残酷性本身，就会导致许多无法控制的局面。即使是现代战争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是一百多年前的，双方基本上都是以临时招募的民兵，打出来的这么一场战争了。就象中国的说法，兵者，凶器也。美国人说，战争是肮脏的东西。前面说过，由于美国的制度，对于一场战争的回顾，发掘和表达，你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是一些人定下什么调子，然后照样本宣传。战争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写下来，并且出版。在美国，有关南北战争的书，已经多到了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干，花一生的时间去读，都不可能读完了。而且，还在继续地出版。 南方的一片焦土，也在出版的历史，回忆录和老照片集子里，永久地保留下来了。例如在佐治亚，北方联邦军的指挥官谢尔曼将军，是无人不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很不幸的是，他的名字一直和一场场的大火联系在一起。北军打到佐治亚的时候，南方已经大势已去了，尤其是在亚特兰大市被攻陷之后。去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旅游者。人们发现，这个城市相当于其它逐步发展的大城市来说，它的市中心除漂亮整洁之外，还有一种“崭新”的感觉。我第一次去亚特兰大，印象最深的就是“新”，新得叫人觉得疑疑惑惑。后来才知道，在南北战争中，那个旧的亚特兰大，在谢尔曼将军的命令下，一把火全部烧了个干净。 不仅如此，从亚特兰大开始，尽管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北军一直处于相当顺利的形势，但是为了彻底地吓住南方，他命令部队将遇到的民房一路烧下去，同时杀死所有遇到的牲畜。就这样，一路烽火南下。在接近佐治亚南方港口城市塞凡那的时候，塞凡那的人们发现根本无力抵挡北军的攻势。为了避免损失，商人们派出代表去见谢尔曼将军，表示不抵抗，希望他能够不烧塞凡那，并且在他进城之后予以协助。谢尔曼答应了。此刻，正是圣诞节前夕，谢尔曼将军高兴地给林肯总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我将把完整的塞凡那，作为送给你的圣诞礼物。该信的原件犹存，这成为今天在美国南方，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典故”。塞凡那就这样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佐治亚最美丽的一个老城市。在美国逻辑中，那些塞凡那商人也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南方人也决不会把他们当叛徒对待。 离开塞凡那，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又一路向北烧将上去，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顿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待到谢尔曼将军攻下查尔斯顿，已经一片断壁残垣。我们在南方周游的时候，几乎到处可以听到谢尔曼将军的名字，一百多年来，南方民众的子孙对“谢尔曼的大火”耿耿于怀，一代传一代。在我们来到查尔斯顿的时候，就问过一位在市政府的花园里做义务导游的老人，谢尔曼将军烧过查尔斯顿吗？老人说，查尔斯顿在被北军攻陷的时候，已经大半毁于炮火，所以，“已经不必麻烦他再烧了”。一出城，我们就在查尔斯顿的郊外，遇到被北军焚烧后至今还留下一堆焦黑瓦砾的庄园。 在那次陪伴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去塞凡那的时候，参观了谢尔曼将军在塞凡那期间居住的那幢房子。那是南北战争时期当地大富豪的私邸。在参观之后，我们的朋友也向讲解员了解有关谢尔曼将军烧佐治亚的情况，可见谢尔曼将军已经随着历史书在澳大利亚也出了名。那个讲解员平和地说，据他认为，这些情况也不能全部归咎于谢尔曼将军一个人，因为在战争期间，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失控的情况常常会发生。两位澳大利亚人十分惊讶，说是没想到南方人还有这样的客观和冷静。 当然，这份平静也是一百多年时间淘洗的结果。可是，那位讲解员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枪声一响，一开始杀戳和被杀，人就被改变了，战争的双方都一样。局势也就在一片混乱中变得难以控制。例如，在南北战争中，战场上的双方士兵常常补给不足，双方也就都有饿得骨瘦如柴的战俘。在主要战场的南方，平民遭遇北方军队抢劫的情况也很多。双方在后期甚至都出现过“督战队”，即向自己一方的逃兵开枪，等等。所有这些战争阴暗面和细节，都在战后，随着战争的书信集日记集，逐渐变成一本本历史书，出版并且公诸于世。 不仅是纪念馆，这里的战争回忆录，和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回忆录的风格也是有区别的。并不是这里所发生的内战，就比其它地方的内战流了更多的血；也并不是这里的内战，就更不人道。只是，这里的人放下武器的时候，比其它一些地方的人们更快地意识到，他们原来都是父子兄弟。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同样的宗教，甚至来自同一个家庭。当他们已经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之后，他们从战争的魔魇中醒来，自己被自己的行为震慑住了。接下来的一个最自然的问题就是，他们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吗？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这样一种自发的，出自人性本能的对于内战的反省，其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一个政治家胆敢试图用武力去解决国内问题，不论他是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人们普遍理解，他们的先辈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许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避免这样一场内战。可是，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不论是谁，都很难避免在历史上定位成为一个罪人的结局。因为今天的人类已经又“进化”了一步。 你一定还记得，在南方向塞姆特堡开出第一炮的时候，南方和北方，还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可是，战争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制造仇恨。那么在战争制造了仇恨之后，这个国家怎么办？当时，林肯总统已经被暗杀，按照宪法，由他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接替他的位置。在这个时期，几乎是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关系最为恶劣的一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再也没有出现过哪个时期，有如此之多的国会法案被总统否决，又有如此之多总统否决后的提案，重新又以绝对多数被国会强行通过。所以，当你听到，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正式由国会对总统提出弹劾，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切只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充满矛盾的反映。 在战前，是南北对峙的矛盾，在南方“邦联”成立的时候，南方的国会议员们就都离开美国国会，回到南方自己的“邦联”议会去了。美国国会里只剩下了北方的议员，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北方议员的国会，和林肯的副总统之间，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历史上国会与总统最尖锐的矛盾呢？ 战争过去了，北方胜利了。在战争后期，这个胜利还没有完全出来之前，根据战场形势，林肯总统对于胜利前景，已经非常有把握了。可是，“战胜”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问题又解决到什么地步呢？尽管在战争后期，林肯总统作了一个战争的目标切换，可是，他应该明白，战争的实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这场战争就是用武力把逃离美国的南方，押回了联邦。即使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实质就是北方用枪逼着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统一到美国主流的制度和观念上。 在奴隶制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美国自从它的建国者们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建国理想，到这个时候，北方和南方似乎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可是，解决的方式不一样，它们的结局也是完全不同的。在北方，人们逐步通过辩论，唤起大多数人的人性觉醒，最后白人自己立法，放弃这样一个对他们应该说是“有利可图”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因此放弃或失去了一份对于他们来说是“传统的财产”。从立法通过起，所有的人遵从这个大多数人的决定。 这样一个过程，不仅是加强了民众对于契约社会正常运作方式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这样循序渐进的一个立法过程，也是人们对于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反省和认识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瓜熟蒂落的时候，所得到的成果是有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因此，这样的矛盾是一个自然化解的过程，虽然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人们对于种族的偏见依然存在，但这是另一个认识过程的开始。这个新的过程站在一个可靠的起点上。你可以因此而预期到，后面的这一个认识提升过程，也会是平稳的渐进的，相对顺利的。 那么，在这样一场林肯总统所领导的革命性的变革之后，南方又收获什么样的成果呢？这要从南方原来的社会状况谈起了。是的，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只有百分之五的白人是拥有奴隶的，只有百分之一的白人是拥有百名奴隶以上的真正大奴隶主。可是，当时南方的白人是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并不存在那些百分之一的大奴隶主专制的问题。奴隶主虽少，维持奴隶制却是当时大多数南方白人的意愿，尤其是在极端南方更是如此。这些白人，用我们习惯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都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局限和教育程度低下所造成极端的种族偏见，一方面也是这样的制度维持了一个有等级的，稳定安全的保守社会。你不要以为当时的美国南方只是不喜欢黑人，其实他们更不喜欢时髦的，流动状态的，一天一个“主义”的北方白人。也不喜欢犹太人和来自欧洲的白人新移民。他们不要什么新奇的花样。就这么按照原来的样子过着挺好，主人象个主人的样子，仆人象个仆人的样子，奴隶也象个奴隶的样子。 当种族偏见和狭窄保守结合在一起，极端南方的大多数白人就是要反对废奴，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奴隶。极端南方是一个很有自己主意的民主社会。所以，他们当初要提出离开美国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极端南方的几个州，和美国精神主流的风格和社会诉求确实相去甚远。所谓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社会的意思，它只是一个由大多数人在决定风格的一个社会。这些人的认识水平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面貌。不论奴隶制是多么不人道，在这里，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 说到这里，你一定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枪炮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可是，这正是林肯总统和北方在胜利在望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南方押回来以后，怎么办？它是回来了，可是在实质上，它还是南方“邦联”，不是美国。因此，在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上，北方产生了巨大分歧。国会以强硬派为多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时北方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持强硬观点。国会议员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一般来说，在美国最能反映民意的就是国会了。当然，国会议员来自不同地区，所以他们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民意，国会本身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现在，南方议员在战前就全部离开了。国会也就第一次有了相对一致的条件。可是，林肯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却坚定地站在温和立场上。 林肯总统显然没有在战前预料到，南北战争将是这样一场持久残酷的战争。开战以前，他曾经尝试了一次强硬的态度，于是有了这场战争。所以在战后，也许对于林肯总统来说，更简单的做法还是强硬到底。可是看上去，林肯虽然已经无法改变南北战争这个现实，他却显然不想在战后继续用刺刀对付南方。战争结束之前，北方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很大分歧。强硬派的出发点是复杂的，这里有对于积聚了战争仇恨的南方力量的忧虑，有对于“叛乱方”是否会卷土重来的担心，也有对于战后南方的黑人处境的关怀。而采取强硬立场的依据，就是战争本身造成的非常状态。美国是一个强调理性的国家，而战争本身是一个无理可讲的非常状态。既然已经连打仗了，在战后再持续“非常”一段，似乎也应该可以接受了。 可是，林肯总统却坚持要善待战后的南方，以林肯为代表的温和派的基本观点就是，在南方表示愿意回到美国的前提下，让南方在立法上完成废奴，然后，对南方不作任何追究。逐渐把南方还给南方人，尽快回到战前美国的正常状态。 两派观点的对立非常严重，以致于今天美国的史学界还普遍有一种讲法，就是，在林肯总统被暗杀的消息传来之后，真正感到高兴的并不是南方，而是北方极端的强硬派。因为林肯总统显然在北方民众中，有他的个人魅力和威望。假如他要坚持一个温和做法的话，推行的可能性显然就要大的多。而现在，温和派等于是大旗被砍，群龙无首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点不起眼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顶上林肯的总统职位之后，不但坚持了林肯对南方的温和态度，而且在做法上出乎意外的当机立断。在他上台之后，趁着国会休会期间，断然推行温和的战后措施。例如，在效忠美国的誓言之下，对南方所有的叛乱参与者不予追究，而且依然具有公民权。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具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在这一时期，南方各州几乎都有了总统临时任命的州长，州议会也都废除了原来战前退出美国的宣言，并作出了废奴的决议。当年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温和的结果是，南北战争结束只有六个多月，在新一届的美国国会选举之后，当初南方“邦联”的副总统，就是我提到过的，战前林肯总统给他写信的那个亚力山大·斯第芬，已经作为南方国会议员团的代表，带了一群“昔日叛军”的新议员们，重返美国国会了。北方的国会议员们普遍不能咽下这口气去。尽管国会多数成员和总统一样，同属共和党，可是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以强硬派为主的国会与温和派的总统几乎是对着干的。国会开始一系列的立法，推行他们对南方的强硬做法，比如说，由联邦军队进驻，把整个南方划为几个大军区，每个军区有一名司令员，参与一定的政府管理，有一点半军管的味道，实行宵禁等措施。就在这一时期，国会还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一般来说，人们提到这个宪法修正案，首先注意到的是，就是这条法案历史性地确立黑人的公民权。至此以后，黑人的公民权问题在法律上彻底解决了。这确实非常重要。你从我以前的信里，已经非常熟悉了美国的常态运作方式，从此以后，在进一步解决种族问题的时候，美国的精神主流再要向前推进的话，就有了扎实的宪法基础。平等自由原则在各个不同种族的实行，有了本质性的进步。 然而，人们在提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时候，常常忽略它的后半部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后半部分的历史重要性远不能和它的前半部分相比。那只是一个战后的措施，时间性非常强。战后的重建时期一过，这条修正案的后半部分就随着它的历史时效的过去，自动走入历史，不再起作用了。可是在当时，这是强硬派的国会与总统对着干的一个重要法案。因为宪法修正案后半部分规定，凡是曾经宣誓拥护宪法，后来又从事反叛的，均不得再进入国会，竞选总统，以及担任联邦或州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在当时，第十四修正案这半部分所引起的震撼并不比前半部分小。因为，这等于是剥夺了南方最主要一批精英的公职权和部分公民权利。 由于对于处理战后南方问题这样两种态度的存在，使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南方重建，经历了一些摇摆。可是，我们看到，不论温和也罢，强硬也罢，如果相对于其它国家发生的各种内战，它的处理方式和结果，都是不可思议的。战争结束以后，没有出现对失败一方的任何惩罚行为。即使是所谓强硬派，没有镇压和清算“叛军”和“叛国贼”，更不要说因此产生的大规模错杀了。 两种不同态度的争执，引起了不同的“南方重建”措施。普遍认为，强硬的国会一方更为关注黑人的利益，而温和派则有“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之嫌。看到这样的评论，我有时会感到疑惑。我怀疑的并不是国会所代表的多数北方民众，对于南方黑人处境的深切关怀，因为事实上，这样的关怀完全符合北方一贯表现的对于黑人的同情，符合他们历来的人道诉求，他们的行为是符合逻辑的。说是林肯的后任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有类似奴隶主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我想也不能说就没有可能，因为对黑人有偏见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可是如果说，作为坚定温和派的林肯总统，坚持他善待的主张也是为了“代表南方奴隶主的利益”我是不大相信的。我所疑惑的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两个方面态度的主观意愿的话，到底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对于历史进步是事实上有效的呢？ 这个问题我还得想一想再给你聊。今天就先写到这儿。 祝 好！ 林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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