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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菊付出全部财产不算，还要加上自己的婚姻手续作筹码。她赔进了现时所拥有的一切，去换取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和比金钱更可靠的“保险箱”。 就像无数婚姻失败下的不幸儿那样，阿菊三岁起就与祖母相依为命。 祖母自她读书时起，就开始教给她一条重要的人生经验：“积蓄”。 阿菊没有读多少书，十六岁就进了工厂。 她长了一副不美不丑、普普通通的身材和面貌，没有什么地方足以吸引闲人的眼光在她身上多留一刻。她心安理得地在工厂做工，决不与那些精明能干、外貌标青的姊妹争长短。 她在工厂度过的五个年头里，从不放过每一次加班的机会，也记不起什么时候花过钱去公余娱乐。 直到祖母去世时，她除了得到祖母留下的一层四百平方英尺的唐楼外，还有一小笔存款。 厄运接踵而至。祖母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她上班的工厂关门了，老板失了踪。一帮工友虽也闹腾了好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 离开祖母的悲伤远不及孤身面对社会，那种无依的恐惧感更使她整日坐卧不安。 她从小就养成了什么都不信，只信祖母的习惯。 “男人都是靠不住的，要积蓄。” 祖母的金玉良言早已融进了她的血液。 五年来，她常常把一个个铜板积蓄起来的数字反复在心里盘算。 “五年了！五年只换回这点积蓄。”她心里生出一阵阵的惊慌。 阿菊站在祖母的遗照前，合着掌，低头默祷：“祖母，您老人家在天有灵，告诉我：工厂关门，连遣散费也没拿到，我该怎么办？” 当她抬起头，看到祖母下垂的眼角的瞬间，这熟悉的神态给了她启示。 “不管做什么工，不要忘记积蓄。”她对着祖母鞠了三个躬。 她坐在脱了油漆的木沙发上，想着怎样先出门去买一份报纸。 刚下楼梯，她放慢了脚步，心里盘算着。 “那些新闻，电视、电台都有播，花那冤枉钱干什么？” 祖母在世时常常这样说。多年来她也养成了习惯，只在工厂午膳时间，偶尔翻翻工友丢掉的报纸。 祖母神在她心里的信念使她放缓了脚步，决定省下这一元钱。 附近球场一排排的木阶座位上常常有人把看完的报纸扔下就走了。阿菊远远就看见有几摊报纸丢在上面，心中微觉高兴，总算出门就顺当，但愿能一直这样顺当下去。她加快了脚步，走到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伸手拿起一叠报纸，刚翻了几张，发现原来是两天前的报纸。她失望地把它扔下了。 下面的座位上还有一堆报纸杂乱地摊在那里，她带了点慌张，急忙走下去把报纸捡起来。是今天的报纸！ 她又高兴了。翻着翻着，但找不到广告。唉，这个买报纸的人，难道今天也像自己一样，专看广告？ 一再的不顺当，就像一团黑云压在阿菊的头上。这难道预示着今天的一切都不会顺当吗？ 她有几分沮丧了，垂下头，闭上眼睛，觉得心烦意乱。当她再睁开眼晴的时候，正看见一个趿着拖鞋的老头夹着一叠报纸走过来，在她的前排坐下，戴上老花眼镜看报纸。阿菊耐心地等待着，她下意识地觉得这回应该成功了，要是这老头竟把报纸带着走，那她不只找工不顺利，什么都会一团糟。她的心噗噗地跳，眼睛直盯着老头。 正当她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头站起身空手离去了。 等他走远，阿菊急忙坐到老头坐过的位子上，看看左右无人，快手快脚折好报纸，匆匆走出球场。 她坐在小客厅的瓷砖地上，翻着满地的报纸。各式的招工广告使她眼花缭乱，但有一个令她极度难堪的事实：待遇好的工作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历与技能。 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读书少和没有技能而遗憾过。她只记得祖母说的：要有防身钱。 现在，当她面临选择职业的时候，她才惊异地发现靠积攒铜板来访身是多么难啊！ 她突然领悟到，赚钱比慢慢存钱更重要。 “工厂人工这么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关门，不能再去了。”她在前路茫茫的恐慌中，产生了祖母的训导之外的念头，这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不安。 她对那些招工广告作了仔细的比较。把报纸翻来翻去，有一则广告吸引了她： “某大金融公司聘请营业员，无须经验和学历，底薪高，佣金多，前途好。” 阿菊对金融公司并无认识，这无须学历与技能就可获得高薪的工作，对她的吸引比什么都大。向来心境平静的她，竟有些摩拳擦掌，平添了几分冲动。 不识字的祖母只教会她节俭储蓄，却忽略了教给她更重要的：用于与社会周旋的知识。 因此，她就像无数不甘愿脚踏实地创业只抱着投机心理想发财的人一样，踏上了一条冒险之路，她知道香港有不少人走在这条路上。 阿菊推开“亿发金行”的门，一股烟味呛得她慌忙用手捂住鼻子，弥漫的烟雾使眼睛都感到一阵刺痛。屋里塞满了人，喇叭里传出低沉的男音混着嘈杂的议论声，乱哄哄的。 一位蜂腰长裙的小姐见有人进来，起身让迸阿菊并礼貌地叫她坐下，还吩咐阿婶端来一杯奶茶。 深蓝色沙发正对着一个阔又深的鱼缸，几条吃得胀鼓鼓的金鱼懒懒地摆着尾巴，相互追逐、嬉戏。 右边墙上粘着活动的数字胶块，写着当日的开市价、收市价。 矮矮瘦瘦的细眼老板微笑着向阿菊伸出右手，在连声欢迎以后，她随他走进董事室，老板指着办公桌前的黑色靠椅请她坐下。 “以前有没有做过？”老板坐迸与他的瘦削身躯不相称的大班椅，笑容可掬地问。 “没有。” “没关系，初来的大都没做过，看一两天就会了，一点不难。” “我做什么？” “不要心急，先开个户口。” “开户？开什么户？广告不是说抽佣还有底薪吗？”阿菊的一连串问题，表示她对报纸的广告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 “喔，你手上有现成客户当然可以做经纪抽佣金，没有就自己炒。开户额五千港币是进金行的最低限额。钱掌握在你手上，随你买进买出。”老板伸出张开的五个手指，笑吟吟地解释。 “这不成了赌钱？”阿菊忽然有点手足无措。 “要想赚钱，当然得落成本。”老板显然是从阿菊的愕然神态里看出了她的心事，虽然有点啼笑皆非，但仍然耐心地说。 阿菊摇摇头，她想站起身来。 办公室只静默了片刻工夫，但阿菊觉得有点窒息的感觉。在这一刻，报纸上那几个学历、技能、英文程度的字眼，就像凶残的鹰，向她猛扑过来。 她终于没有站起身来，依旧坐着。 老板完全看透了她的心事，开始耐性地向她讲述自己的发迹史，他自己也是靠五千元炒出今天的环境的。他亲身经历的故事，把阿菊带引到一个光灿灿的黄金国度。她迷惑了、动摇了。 最后，她终于在瘦老板的引导下，开了户口，祈望着在这里能得到比在工厂的缓慢积蓄更加快捷的“终身保险。” 第二天，阿菊坐到金行指定的靠窗的写字台。面对着她的是一位脸上布满皱纹但身体仍然健壮的半老头，大家都称他马伯。 马伯的粗手指生硬地抓着细细的原子笔，费力地在价位表上点划。他抬头看见阿菊用疑惑不解的表情盯着他，慢慢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伸手放在她的桌上。 “你初来，这是价位表，先拿去用。” 阿菊接过本子说了声谢谢。 喇叭里传来声音，阿菊还不大习惯听：“伦敦开市价三千六。” 阿菊拿着圆珠笔在手上转来转去对着价位表上密密麻麻的小格子不知如何划下。 她茫然地看着墙上不熟悉的胶块数字拼图，感觉到这些无可捉摸的数学就像生死之间的界线，而她此时正胆战心惊地站在界线上摇晃。 她开始后悔了，她选择了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职业”。她想到五千元开户费，心里一阵紧缩，她想马上去找老板。 她硬着头皮到董事室门口，但终于又折回到写字台：“老板会要我付多少手续费呢？”她不能这么容易就把钱让别人赚了去。 她踌躇着。 祖母往下垂的三角眼瞪着她，像是在责备她，冷冷的脸上挂着一丝不苟的严峻神情。 老板和善地向她微笑，春风满面的笑容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 祖母大声呵斥：“要积蓄，不要去冒险！” 老板细语解释：“想赚钱，要落本钱！” 祖母和老板在阿菊的脑子里交替出现，有时一同出现，展开了一场混乱。 没有信念的脑袋失去了重心，意识被分裂得支离破碎。 她不知所措地左顾右盼，靠椅被摆动得发出吱吱的声响。 “今天新来？”邻位的小姐用一双浑浊的眼睛看着她。 “是的。” “第一天来不懂，不要乱买。你看我好了。我叫A咪，你叫什么名字？”A咪倦意的尖脸上铺着一层过早显露的沧桑味。 “我叫，叫我阿菊好了。” A咪椅挪了挪，价位表平摊在两人中间的桌面上。 A咪像启发幼儿园学生似的用笔边示范边讲解：“价位表是表示黄金走势的。开市时你可以在中间随意选一处当起点。” A咪指着表上的小黑点说：“这个起点代表开市时的三千六，你要留意喇叭的报价。是升，你就往上划。是降，就往下划。”她抽了一口烟，接着说，“最紧要的就是你能估计是升还是降。估对就赢，估错就输。” “要怎样才能估对？”阿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我要知道怎么估，还会这样倒霉，坐在这里拼命？”A咪把头往椅背一靠，想借助一团团的烟圈带走满肚的怨气。 “我不会估，只有输了。”愁云把阿菊团团围住。 A咪一下坐直了身子，她端详着阿菊这张缺乏保养和修饰的面孔，又仔细打量她身上一定是从街边摊档买来的衣裤。简朴的外表和单纯的发问，A咪发现了与这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业极不协调的东西。 她温和地对阿菊说： “放心啦，我会照看你。炒金不单靠估，运气很重要。你要试试看有没有财运。” 当喇叭声报出价位上升到三千九时，A咪飞快地抓住桌上的沽单往账房奔去。 一会，她喜滋滋地露出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走到阿菊身旁：“你坐在我旁边，刚开市我就赢了两个价位。你真旺财。” A咪大声地叫着刚走出洗手间的一位自白胖胖的高个子男人。 “尊尼，我赢了。是借这位小姐的财气。快去帮我们倒杯奶茶。” 尊尼毕恭毕敬地把两杯奶茶放在桌上。 阿菊头一次得到祖母之外的关心和赞赏。她默默坐在椅上感动了片刻，心中有了受人呵护的安宁。 第三天，又新来了几个人，一个面色苍白、带着咖啡色眼镜的瘦削中年人坐到马伯的旁边。马伯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价位表送给他。 “谢谢。”这位姓徐的先生用国语说。 “你讲国语？台湾来的？熟不熟行？”马伯问。 “没做过。我刚从内地来。没有合适的工作，正好手上有几千元。想来碰碰运气。”他雄心勃勃地说。接着问：“你在这里很久了？” “不，来了不到一个月。到了退休年龄了。人家嫌我老，不要我了。四处找工没人要，拿退休金来搏一搏。” A咪拍了阿菊一下：“开市了，只顾听人讲故事，还不快准备。” 人的信心有时是在生活中出现了奇迹之后建立起来的。 阿菊真正开始炒金的第一天，顺利地连赢几个价位。一天下来，她赚了一千七百元。 “一天赚一干七，怎么可能？” 她看准一千七的数字，亲手签了名。这笔钱确确实实进了她的户口。但她仍有点不相信似的。 这从天而降的黄金，简直令她欣喜万分。她走出金行大门，挤进人海，友好地闪让着擦肩而过的行人。快乐把她从头到脚都浸透了，满溢得阻挡不住。她将那盛不完的快乐往外倾泻，她不断地向行人微笑，但路上的行人还是那么冷冰冰的，个个都木无表情，匆匆而去。 阿菊在地铁站前停下了脚步，一个转身马上又抬脚往巴士站去。 接着的几天里，在没有刺激性的缓慢超跌中，她每天苦战的结果都无所斩获。 阿菊翻看着总公司送来的那份资料。她皱着眉又把它推开。要想通过什么局势来估计当日金价的升降，对她来说，就像估算天上的星星。 过了几天，金行骚动了！黄金价位，像野马似的，忽上忽下，捉摸不定。 阿菊用笔在价位图表上划着直线。随着喇叭的报价，图表的直线上下移动着，阿菊的心跳加速了。 A咪把手一扬，尊尼连忙接过她手中的半截烟。她用手指在阿菊的桌面猛敲： “还不快平仓！你想等它会上升？等下去你连渣都没有了。” 阿菊慌忙奔向账房。刚一结账，喇叭呈报出位上升，再上升。 室内一阵哗然。 阿菊与A咪无可奈何地对视着。 阿菊那张平时没有多少血色的脸上，这时涨红着，垂头丧气坐着，一动不动。 紧跟着连续多日的失算，阿菊轻易到手的一千七加上开户额几乎统统输光，只剩下千多元了。 在她以后彻底了解金融行业后，她才明白那首次的斩获和前段时间能在输赢相衡的距离浮动已算幸运。 不过，现在她仍然抱着赢的希望。“我一定会赢回来的。”她充满信心地想。 午饭时间，金行留下的人聚在桌子周围赌牌九。阿菊坐在A咪旁边看她把一个接一个硬币输出去。 A咪生气地把牌往桌上一丢，叫着坐在角落看电视的尊尼：“尊尼，你来打。人的衰运来，处处黑。赌什么输什么。” A咪拉开椅子站起来，阿菊跟着她坐到蓝色沙发上。 “我想回工厂去算了。炒金这生意不是我做的。”阿菊失望地说。 “傻女，工厂赚到几多钱？做死一世人赚的钱还不够葬条尸。”A咪开导她。 “个个都输，没人赢。”阿菊愁眉苦脸地说。 “你和我正走衰运，才输得这样惨。”A咪把头靠在沙发边，往上吐着烟圈，心烦意乱地说：“这几天我连飞机票钱都快要输光了，想回加拿大都不行。喂，你有没有想过去外国？” “去外国？”阿菊疑惑地问，她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香港地方小，糊口不容易，又没保障。嫁了男人也靠不住，都喜欢滚红滚绿。” “我靠自己积蓄，又不想靠男人。有一层唐楼，只要能多少存点钱就行了。”阿菊整天这么盘算，她几乎是脱口而出。说完她才有点后悔，给A咪说这个干什么。 “一层楼？”A咪有点惊讶，她没有看出阿菊貌不惊人原来还是个“小业主”，她沉思片刻，问：“你不怕？你的楼九七年保不保险？” “不保险？”阿菊平日少与人交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一时间慌了神。“你是说我的楼会没有了？” A咪一副政治家的口气：“你没看报纸？香港局势你一点都不知道？” 阿菊嘀嘀地：“这些讲政治的事，我不懂。” “我看你真是朦，以前谁懂！现在就连街边的阿婆阿婶也要打听打听九七年后会怎样。”A咪想了想，悄声说：“要是你想去加拿大，我倒可以帮你忙，不过不能周围讲。” 这意外的开导把阿菊的精神沉到了最深的深渊。在工厂的小天地里，阿菊知道得最多的是当红小生、大牌阿姐。自己只是津津有味地听工友们讲，极少参加议论。一九九七年的事，也只断断续续地从新闻报导中听过，有一点印象。 现在，阿菊被这突如其来的启发吓坏了。 她只觉得脑中除了混乱还是混乱，脑壳好像被什么充塞得要裂开，又好像空白一片。是在想什么？仿佛千头万绪，又什么也想不起。 是了，想起来了。很久很久以前，街边一座大厦地下，许多人坐在那里七嘴八舌嚷嚷，嚷什么？是打架？不对，那天好像没打架，黑白电视荧光屏上看到有人戴上古怪的高帽子，又映出成群浮尸顺水漂来。祖母吓得脸部青了，抓着她的手快步上了楼。天刚黑就下了戒严令，家家闭门闭户。路上冷冷清清。后来祖母还常常絮叨，当年那么多靓房贱卖，有的阔佬连楼也不要就跑掉了。胆大点的人，都发了财。发财？发了财的大老板照样破产。珠宝行清盘，抢购减价珠宝的人龙比银行提钱的还多。皮鞋店、服装店关了一家又一家。打工仔更惨，一夜就失了业。那个鹰勾鼻的酒楼经理还嫌她没仪态。没学历又没仪态只好炒金。炒什么金？按金都快输光了。只有套价位的“小帮派”可以不输，那又怎么样？分分钟怕老板发觉。干瘦的朱太抓着电话不离手。收工后，连叫这行饭不好吃，耳膜郡穿了…… 这些情景像张牙舞爪的怪兽突然伸出了头，她陷入了惊骇的战栗里。“香港是呆不下去了。”她想。然后心管目洼地盯住A咪：“要多少钱？” A咪回答了她。 阿菊张口结舌。眼睛一翻，想了想：“这么多，能不能少些？” A咪愤慨地：“你嫌多！加拿大律师费贵过香港，加上许多手续费……我看你无依无靠才帮你。” “我没有这么多钱。” “不要紧，有钱时再找我，不过我们很快要回加拿大了……听说连黄大仙也要搬到加拿大去。”A咪熄了烟蒂，眯缝着眼补了一句：“你有心去外国，那层楼留来下崽？” “卖楼？不，不行。楼是祖母留下来的。怎可以卖？” 阿菊斩钉截铁地回绝了A咪。 几天来，A咪和尊尼三天两头不到金行。阿菊无路可走，只好硬着头皮呆下去。 她走进刚开门的金行，阿婶正把一条翻了肚的金鱼网出来，嘴里唠叨着：“鱼都死了，怕有难哆！” 阿菊一窘，心中一阵慌乱：“阿婶，怎么会死的？” “怎么不死？这些人手多，这个丢点食，那个倒点水。把个鱼缸搅来搅去，鱼受惊多了，不死才怪呢！” 阿菊站在鱼缸前出神。老板一声“早晨”，她才想到应该作开市前的准备。她迟疑了一下，转身问老板：“董事长，你有没有A咪的电话？” 老板若有所思地说：“开户时有登记，要查查。”他停住了话看着阿菊说，“你初出道，这里的人复杂，要小心啊。” 阿菊点点头。 局势宛如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接插入金融行业的心脏。每一轻微的转动，都会搅出血淋淋的泪滴。 反复的走势令金行的每一个人都叫苦连天。九九金已从三千五上升到四千七，美电的急剧上升，在星期六收市价四千七，到了星期一，只相隔一日便跌到三千六。在这一日的超跌中，有十一个按金不足的人被斩仓后淘汰出局。 “我走了。”马伯把写字台内的几支笔和一叠价位表一齐递给阿菊。 “祝你好运，我也走了。”徐先生朝她苦笑一下，那茫然失措的眼神使阿菊感到窒闷。 金行一下子走了十几个人，显得有点空寂，阿菊的心也空荡荡的。她只觉得需要一种实在的力量来填充。 阿菊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里，只是个弱者。马伯、徐先生，还有许许多多在这里搏杀的男男女女，都比自己强百倍。但是，连他们都一个个败下阵来了。难道偏偏自己就能经得住惊涛骇浪？靠A咪说的运道好？但结果不也一样败得很惨。 阿菊终于拿起了电话，她的手微微在颤动。 “喂！我我A咪小姐。” “小姐和先生都不在家，你晚上再打来吧。”一个轻声细语的女人声。 放下电话，阿菊像放下了一桩心事似的，觉得有了信心。 第二天，金行刚开门，阿菊就焦急地在等着A咪。 “拿到护照要多少时间？”她见A咪进门，迫不及待地问A咪。 “至少几个月。” “你能保证一定办得到护照？”阿菊丢开平日的客套，严肃地问。 “当然保证。” “拿什么做保证？” “小姐，办事凭个‘信’字，香港地许多大生意都是凭‘信’字做成的。要是我妈知道我冒这个险帮你的忙，打死我都说不定。”A咪的脸变得绯红，说着伸手在手袋里胡乱地掏出一个打火机。 “对不起，大家这么熟，我才直言直语。”想起A咪在金行里对自己的多次帮助和指点，阿菊感到一阵内疚。 一宗悄悄的交易就在阿菊的内疚中做成了。 晚上，惨白的月光从装着铁栏的小小窗口挤进客厅。月光似乎早已发现，多年来这间小客厅是靠它的亮光代替灯光的，因此，它尽责地把它那蒙着薄雾的身躯研发出的微弱的光，输送进来。 阿菊跪倒在祭台前，低头合掌： “祖母，你原谅我。我不卖楼不能移民。你原谅我，让我到外国去吧。” 在“移民急售”的招徕下，楼很快卖出去了，价钱也还差强人意。 阿菊搬到一间不足七十英尺的房间，等待着飞到长满红枫叶的加拿大。 一个月下来，阿菊瘦了。 这一天，金行里稀稀落落坐了几个人。阿菊无精打采地靠在沙发上看电视。 老板蹒跚地走到她面前，悄声叫她到董事室。 “A咪和尊尼临去午饭时，匆匆忙忙找我结了账，要退出剩余的储备金，你知不知道？”老板以商场老手的眼光猜到他们之间似乎在进行着什么交易。 “他们要走？”阿菊的头轰的一声，就像一颗炸弹爆炸。各式各样的念头在脑中飞速闪过。那件足以致她于死命的，她也曾经想过一两回的事难道真的发生了？ 阿菊哭了。 在老板再三追问下，许久，她才抽抽噎噎地对老板说了真话。这时候，她就像掉进水里的人，凡能抓到手的东西都想抓住不放。她用近乎乞求的目光边说过看着老板。 “你太轻信人了。你问我要电话时，我就有怀疑。”老板看着除了伤心哭泣外一筹莫展的阿菊，摇了摇头，安慰道：“我已按金行的规定叫他们明天来取款。这是你惟一的机会。”老板沉默一下，担心地说：“不过，如果我镇不住他们，你的钱就白白送掉了。” 泪流满面的阿菊恳求着。她再也没有力量控制自己了，她安然站起身在老板面前跪了下去。 “你一定要帮我的忙。求你帮帮我。” 老板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慌忙把她从地上拉起来，一再答允帮她，才使她慢慢平静下来。 天刚亮，阿菊就出了门，走到金行附近，又在周围漫无目的地转了几圈，最后鼓足了勇气走到管理处时，管理员还在打瞌睡。她呆愣愣地等老板来开门。 一夜之间，她看起来像苍老了十年。那张从不知修饰的脸，比平日更加黄瘦。 在老板千叮万嘱之下，她总算在等待A咪的两个小时里，没有让金行的人察觉她此时正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时间慢得就像地球停止了转动。 A咪和尊尼终于出现了。 A咪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地走到董事室门口，立即与尊尼一前一后钻了进去。 刚把门带上，阿菊以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尾随而人，还立刻把身子靠在门上。 A咪一惊，很快又坦然自若地抽起烟来。尊尼低头坐在屋角。屋里一片死寂。 显然，每个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老板坐在大班椅上，用探员般的犀利眼光刺向A咪：“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找到钱，算自己有本事。但在我的地盘出事，我就不能装糊涂。传出去，以后我这铺头还有谁敢来？”老板发话打破了沉默。 A咪一声冷笑：“无凭无据，拿我怎样？” 老板笑道：“小姐，不要来这套，我出道时你还在流鼻水。这件事只要我插手，你们飞不出香港。不管正道邪道，你们都行不通的。” A咪一下子明白了，她绝不是这个金行老板的对手。她突然感觉到自己整个人垮了。在她计划这个骗局的时候，决没有把这位老板计算进去。 她点燃一支烟，先猛抽两口。抽着，抽着，突然放声大哭。“钱在前几晚去澳门输光了，连机票都要退了按金才够。黎小姐要追钱，只有大家牵住一起死。”A咪的脸上流下一串黑色的眼泪。那是眼线和眼泪的混合物，黑色眼盖膏揉散在眼周围。 她无可奈何地看了看阿菊，低下头说：“我不是存心骗你。我们这段时间把钱炒光了，按金入了两次款，你是知道的。实在是走投无路，才打了你的主意。我们想去澳门搏一下，赚回来就连本带利还给你，谁知运气不好，血本无归。”她又开始了边诉边哭。 阿菊仔细盯着A咪这张胭脂、眼盖、眼泪大混乱的花脸。听着A咪面临绝境的挣扎、哭叫，阿菊只有一种感觉，一种熟悉的感觉。她面无表情，眼睛呆滞地看着地板在想：A咪现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不就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 良久，老板叹了口气说：“这段时间走势不稳，大家都输。连我也亏了大本。你们这件事我看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也许可以帮黎小姐拿到护照。” A咪停了抽噎，阿菊回过神来盯住老板；尊尼抬起了头。 老板喝了一口茶，慢慢地说： “用现在很多香港人用的移民办法：假结婚。” 三个人都呆了。 天哪！阿菊想：“多么荒唐！”接着无可奈何地又想：“是火坑我也只得往下跳。” 老板为自己的奇谋露出一丝微笑，继续说：“黎小姐孤身出来掘食，只是初出道的女孩。你们丢下就跑掉，不觉得残忍？”接着用坚定的语气说，“我管闲事喜欢管到底，尊尼结婚登记后，要先去加拿大，把签证手续寄来香港，A咪才能回去。A咪的护照暂留在我这里。不服气可以跑去差馆告我扣押证件。” 生活的绳索已经套在他们的颈脖上，三个人都无力去解开它。 阿菊付出全部财产不算，还要加上自己的婚姻手续作筹码。她赔进了现时所拥有的一切，去换取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和比金钱更可靠的“保险箱”。 从这一天开始，就像战场上溃败的士兵，三个人拖着生活带来的无奈为繁复的手续奔波。 领事馆电梯门口，尊尼依旧一声不吭地低着头，A咪的眼睛含着乞求，用手搭在阿菊的肩上说： “阿菊，这么麻烦，不如我们帮你介绍个人嫁了算了。这个人很会跑江湖的，包你有食有住，外国其实也并不好混。你去了才知，好混的话，我们怎么会跑回香港来？” 阿菊急得大声说：“不要，不要。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她看到大厦管理员迎面走来，压低了嗓门说，“再说就算有许多钱，九七年以后也要没收光。”她露出一副冷峻的表情说，“我的签证不办好，你也拿不到护照回加拿大。”阿菊觉得这冷酷的音调连自己都不愿听。 A咪不耐烦地说：“听人说办结婚移民，会突然检查结婚相。不过，照相要花几千元钱，我们拿不出，要你付了。”她修整得细细的眉毛一蹙，接着说：“尊尼昨晚又输了钱，护照押在赌档。还要拿四千元帮他去赎。” 阿菊轻描淡写地说：“可以。我全部答应。”她悲哀地想：“我能不答应吗？我的希望，我的一切，就剩下这本护照了。” 人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难题。然而，有什么比拍假婚相更令人可笑和尴尬的。 摄影师急得满头大汗，手抬得高高的，像在吼叫，但却嘻开了嘴，作示范的笑脸。 “笑，要笑。一生人一次的喜事，笑一笑！” 阿菊终于被摄影师滑稽的笑逗出了一丝机械的笑容。尊尼的嘴角勉强往上牵了牵。 “咔嚓”一张经摄影师精心设计的结婚照终于完成了。 黄昏，三人疲惫不堪地走出照相馆。 A咪拉着尊尼的手，对阿菊说：“最倒霉的是我们。你拿到签证要等三个月，还要在加拿大等你去办好护照，最后才能签字办离婚。”阿菊露出委屈的神情。A咪接着说：“以后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赚回那笔钱。现在外国护照在香港是热门货。想去外国的人有的是，你两头占便宜。” 阿菊呆立不动，看着他们施施然离去。 阿菊终于拿到了签证。她走出领事馆门口，首先想到的是要去金行谢谢瘦个子老板。 这些日子，她又找了一份工厂工。日薪只有六十元，但她要拼命积蓄，赚够去加拿大办护照和办离婚手续的钱。所以，她很久没见老板了。 她走到天星码头，往公用电话亭塞进一元硬币。 “喂，请找亿发金行董事长。” “金行早就关了门了，现在这里是文发洋行。” 阿菊全身抖索，眼前，晃动着色缸里那几条金鱼。 她漫无目的地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往前走，心里并不因为拿到签证而舒展，依然是一片郁闷。在这个世界，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就像一只孤雁，不知飞向何方。她昏昏沉沉地只觉得已经心力交瘁，差点就要倒下去。她再也挪不动脚步了。 突然，阿菊的身子被重重撞了一下，几乎把她撞倒。 两个西装草履的中年男人从她身旁匆匆走过。高个的那个抬了抬手，向她示意对不起。 矮个子边走边问高个子：“今天有什么节目？” “老规矩，下午去马场，晚上去夜总会跳舞。你呢？” “和你一样，不过我去豪客夜总会。一如既往。”矮个子说。 阿菊靠在人行道的树干上，抬头仰望好像积木搭成的新大厦。 她伸手在手袋里摸了摸刚拿到的签证文件，口中嘀嘀自语： “跑马，跳舞，老规矩，老规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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