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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退伍时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后何去何从，我本想去母校台中一中谋一教职，但因人际关系不够，连中学老师都做不成。正在发愁之际，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萧启庆的信，说：“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回信说：“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时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担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虽然我有此顾忌，最后还是“欣然同意”了，因为不同意，退伍后就没饭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结束军队生涯，自澎湖搭军舰回高雄，旋即抵台中。15日北上，暂住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决心要找一间小房，做为一个人能够清静的所在。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机会一个人有一间房，此番北上，一定要达成这一心愿。两天后，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的陋巷小屋，只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我们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与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间，陋巷左右门对门共有小屋十多间，活像“军中乐园”。进入巷口第一间是一个一百零一公斤的胖侨生租的，他房里有一台小电扇，我最羡慕，因为我买不起。住进“四席小屋”对我是大日子，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给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记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 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晚上从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那时助理薪水迟迟没能发下，我北上时候，妈妈送我二百元、三妹送我一张火车票，此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那时施珂在成功中学教语文，他说语文老师们懒得改作文簿，愿以一本一元的代价，由外面承包，如愿意，他可搭线，我当然愿意。在日记里，我有这样一段： 珂送来作文本，张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 内改了二十本，赚了二十元。 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一个小混球（初三甲邱廷光）写道：“有 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实行，也就和没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并不 大，就是能够把“中国”复兴起来。……”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 小”善培见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我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我假装说我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于是，从三月到四月，我写出《充员官》、《独身者的独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杂志等，聊辟财源。那时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他说可以介绍我去投稿，我拒绝了，因为我讨厌蒋经国的救国团，当然也讨厌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写作，也努力进修，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乃加入补习班，每周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还是德文好？”施珂说：“那要看你是星期几问他。”最后，哪一种都不好，全都难乎为继了。 “四席小屋”虽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奔驰，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狮头路十六号，我订名“碧潭山楼”。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且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只是一间五个榻榻米大的小房，不过是钢骨水泥的，绝无鼠辈在头上奔驰，可谓一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东陶苏保一家分用。我独自一人倘佯山水之间，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价电影一场，极得孤寂之乐。我在房门外挂的牌子是： 也许在划船、在看电影或在吃饭，反正没离开新店。 可见我新店山居岁月的一斑。7月5日日记： 一个丰富的工作天，写出信四，卡片寄给胡（胡适），看《武士妖后》 钉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汉）鼓（陈鼓应）吴大中（原 注：九年未见了！）少杰（张少杰）四人，十一时始归我所有，六小时写五 千字。 7月11日写《生活小偈》：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 中读书，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 7月12日写《女坏蛋的第一次试炼》： 下午研究所报名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 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放言、帽中女 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 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 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开心。…… 7月22日写《打水仗回来的感想》： 今天是周末，我看了一声《陷阱》，述小男孩恋白朗黛·李。下午大练 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练出一个伟大的体魄不可。晚饭 番茄四只。独自泛舟归，三汉子三丫头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华俊 惨败，客散伏案，已一时矣。 报载留学生“学成”归台啦、王其允献唱拉，以及马戈之“叛变”啦， 华俊之欲飞啦，她们说侨生们之追莫宜春啦。《联合报》又退我稿子啦…… 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点小感想，想到头来，所感者只是一种，就是 不管别人怎样变化，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丧，我李敖就是 我李敖，我讨厌市侩之浮名，我讨厌被动，讨厌走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 “命运”注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独立，正是一个起点，我高兴我竟在二 十六年的“为外物所牵”的生活以后，竟能开始走上我真正该走的路，我不 能不高兴，当然在这种高兴里面有着相当比重的孤寂与叹息，可是这又有什 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当我看到陈其龙和 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头白白的膝盖，想到鲍家麟那白净聪明的小样儿…… 也许我也未尝不稍稍起一点“伎求之心”，但是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 那对“重大的决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烟消云散，我看着善培送我的好 烟好茶，想到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温情和多情的人，也许我愈来愈变得理智与 冰冷，对人淡漠，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变，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 己，我把我自己跟这些年轻人拉了条鸿沟，这是一条没有人肯去也没有人能 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给了我永恒安全与成绩，这三项安慰是任何欲 望太强心儿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这种感觉以后我也不多写了，我改用“着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个小专题” 来消遣我自己。 7月29日写《病后小记》： 昨晚独泛看月出，忽得呕疾，午后新汉得电，惊慌前来，马戈亦“掩 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 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夜来房外又是麻将一桌， 陶李（二房东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宁。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 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 “这样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 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董事长”（孟大中）那句话来，“要那么快 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分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 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要那么快乐干 吗？” 日来多申厌情（厌恶温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无动 于衷也；无情者，不形于外也；情之为物，与李敖实不相称，故只好去之； 去之唯恐不尽不坚，故厌之。 7月31日写《人间俗气一点无》： 留学考放榜，引起我许多感触，我觉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迈了一 步，好像我走的路，愈来愈跟他们隔得远了。我的思想现在显然是相当出 世的，出世得觉得“许多事是盲动，许多话不值得说”，因此我显然选择 了喜欢独处与不爱多说的路，我打不起劲儿去热中人事，我毕竟是反派的 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荣耀与腾达，一个走到我这种境界的人，不会 再有寂寞的感觉，我不怕孤独，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与牢狱，常常想到死亡与牢狱，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做的 呢？我该笑“尘网”，在“尘网”中漏下来的没出息的“被遗弃的人”， 我就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里面 外，我实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与Diogenes有什么不同，这是一条多好玩的 路，一条永远可恃永远清净的路，做点有性灵的事，说点精炼过的话，写 几篇真正属于李敖自己的文章，无牵无挂，终此顽生，不亦快哉？ 8月17日写《丽珍生日感言》： 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闭门静想，望着窗外的铁栏。如置身狱中。 是七巧，丽珍阴历生日又到了，决定无所表示，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放 弃了。 台中十一日，连闻陈琪、张忠琳结婚。 台北方面，新汉似新欢正洽，善培、飞飞（黎鸿飞）乃至华竣方印 （梁方印）等亦采集团行动，在华侨新村等往来正繁，昨日拉我就食，我 拒绝，也许我从此失去了与王小姐接触的机会。 我的气息如此坚决，我甘心把我自己堕入孤独、小屋、幻想和工作里， 我不太倚靠理论，我只信任“实行上没有困难”，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 几乎没有顾忌地放弃了大量的“快乐”（某些种类的，也许是合乎自然律 的，可惜是高价而短暂的）。 刚才窗外一个穿浴衣的小女人即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许我这种强烈的 欲念与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静主义”的道路太不相称，可是至少在目前， 我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企图。 两个月前迁居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我一个月会搬回台北，有的说两个 月，现在两个月了，我仍在新店如火如荼大张挞伐地过着“修道”生活！ 我在变化，成功地变化，过去的李敖将不认识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 惊叹于我的能力，我毕竟把我锻炼成一个我要变成的人，我不想后悔！ 以上这些日记，都记录了我在新店山居时期的心境，我自勉自己走向狄阿杰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的生涯，自强不息，但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我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现在我眼前并且易与的时候，我的形而上还狄杰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却不狄杰阿尼斯了。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我虽认识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我才碰巧认识了她。我约她来“碧潭山楼”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陋家具，都移给陈鼓应了。 新店山居给了我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比如我终于接近了大自然（那时碧潭还没被污染）。比如我终于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军床）、比如我终于考上了研究所（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我没报名）。……新店山居虽有很多新经历，但是一个老经历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的时候，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信中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 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 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 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 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 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 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 “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 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 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 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 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 法补救。祝你好！ 胡 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总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 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 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佣——编注）——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胡适给我报告严侨的信，由姚从吾老师代转，乃因他们是师生关系，而姚从吾老师正好跟我也是师生关系。1958年，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历史系老师虽多，但跟我关系最深的，不是别的老师，而是他。姚从吾老师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严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一一一八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见李极《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玻’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姚从吾老师天资不高，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发表“十三年和十三月”，轰动一时，其中有一段谈到他和我的关系：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 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 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 上的皱纹与稀疏的自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 然而主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 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 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 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岑的事业对我还大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 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 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 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 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 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 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 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时间是1961年11月1日，那是《文星》第四十九期。我终于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没投阁先投水，这是自己作弄命运。这一转向，固然是我性格上不甘于“白首下书岜，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困于生计使然。原来助理薪水三月一发，又不准兼差，寅支卯粮，也得支得到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上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离台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长信给姚从吾老师，其中说：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邪学人” 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 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 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 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 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 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 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 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 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 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车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 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 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 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 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 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 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 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 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 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 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 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 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 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 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 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 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 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 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 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 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就这样的，我就上了“贼船”，虽然最后因为不能“从贼”而被开革，但回首之余，仍不无悔恨。悔恨我实在不该上船。去文献会工作是我结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献会后两个月，我便搬回了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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