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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来慢慢长大，在十二个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台湾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六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遇”感到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时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的早餐一毕，纷纷做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了。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优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高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问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垦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刊。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号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像。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的清苦主活里，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人，大学毕业出来，找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个人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的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到什么学术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月；不能出境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的彷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导演和耕耘。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但白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支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支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支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说来，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可以用莎士比亚Othello里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 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因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做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他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按捺住性子举行“联合战线”，目的说破了，不过在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唆暖一窝蜂地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子、一窝蜂地涌进司法大厦，我真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六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他们这样子乱棒围剿、恶言栽诬，我只觉得他们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的批评他们说：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敏的一群。以他们那种悲惨的身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像真正的男子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的撑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他们就觉得别扭了！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批老顽固来还算不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可怜的！他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可是这不能怪他们，该怪的是环境与教育。充满了失败经验的上一代人们没有理由责备这一代，像郑学稼先生所高调的： 今日台湾的同年龄的青年，不能想像〔有“浪子”气质的〕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一个国家的青年，骑单车，以太保太妹的姿态驰骋于西门町和衡阳街，总不是这国家的需要！（《文星》三十八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不错，就算这一世代中的“太保大妹”“不能想像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但是我们却知道“国家的需要”似乎也不是“那世代人”的盲动与乱来，那一世代的英雄们曾为国家乱播了一阵种子，如今他们虽然表面上以“浪子”回头的姿态出现，并警告这一世代说：“老子过去的事不准研究！研究就是帮助敌人，破坏团结！老子就要告你诽谤！”但是这一世代的青年人并不在乎。这些，他们知道，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没为国家做过孽！他们今日的缺乏营养与气魄，是战乱流离的必然结果，这个责任，要由上一代来负！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们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遣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一一“看射猛虎终残年！” 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他们之中，浑噩的终将聪明；沉睡的终将苏醒；缺乏营养与气魄的终将茁壮。这些转变的酵素不待外来，他们必须靠自己！ 做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如果我有点自知之明，我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勇士”。有多少次，在深更半夜，我笑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勇士’！从某些观点来看，也许我是‘懦夫’。如果我不是‘懦夫’，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我只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大概这是我最大的能耐了！我还能怎样呢？” 这低调，实在是我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对我来说是很当然的事。我在忧患里长大，精神上，我经历过“太保太妹”们不太能经历的苦痛。个人的理智训练与宗教狂热在我所经历的环境底下，已被我浓缩或转换成大多的消极与愤激，多少还夹杂着一点玩世和不恭。另一方面，生活的压迫使我接二连三历经着苦恼的副业——从写蜡板到送报、从进当铺到案牍劳形……这些生活未节在无形中增力，我精神上与精力上的负担，虽然起码的坚韧使我不会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容易站起来，这大概也是我低调的一个来源。大概以我的能力与际遇，我一辈子也不会喊“后来居上”、“超越前进”的高调，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 但我的低调也有好处，这就是可以满足一个小人物的自我清高。一个低调的人经常的表现是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杯葛主义、麝一般的自毁主义、宁为玉碎主义、不妥协主义、陶渊明主义。在乱世里，这种低调而坚强的态度也未尝不是既苟存性命又勉强做人的一法，有时候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可叹的是，今日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中，连陶渊明那种可以，‘养廉”的“将芜”之“田园”，都不可得了！ 虽然是穷光蛋，可是也要穷得硬朗，老一世代的人们也该想到新一世代的青年人中，也会有“贫贱不移”、“风骨嶙峋”的硬汉，不要光是拿细人之心度人！只要老一世代的人不老眼昏花而死，他们总会看到这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范。这些并不是他们身教的结果，这是他们的造化！ 十三年来，我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困扰与苦难并没有使我忽视这十三年来的众生相，也没有使我这低调人生观高调一点点。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由十三年来的沉思默察转到十三月来的文坛争战，我已经饱受攻击和低毁，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我还是要走上前去。两句改译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诗人的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一一 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 请再勇敢的喝了这杯毒酒吧！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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