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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看到我，多年来生活在“男生”里，尤其看到人家的女儿，那种“目不转睛”爱不释“目”的样子，就很神气地说： “有女儿真好！” “有女儿真好！”我也说。 可是我没有女儿，我只有两个儿子。 我儿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八岁，他们的世界是咖啡色、蓝色与土色。 我们家没有粉红色。 而我喜欢鲜丽的色彩，粉红、粉绿、粉蓝……这几年来，已经被磨练得也渐渐喜爱咖啡、深蓝色与枣红色了。 对于没有的，羡慕也没有用，我向那些有女儿的朋友说： “别神气，将来把你们的女儿讨回来！” 但是身旁没有个撤娇、细致的女儿，也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现代人，主张两个“恰恰好”，尤其在美国，若是没孩子，夫妻俩出双入对，人们视为当然，反倒是夫妻背后跟随了两个以上的孩子，就要引人侧目了。我倒也不在乎人们的侧目，现在我家就有三个壮丁（两个儿子以及外甥）跟前跟后的到处亮相，只是人口的压力庞大，将来粮食的问题将成为世界隐忧，我又何必为这多灾多难的世界增加困扰？因此在这堆“乱石垒垒”（注：喻丽清女士在我新书《书中日日长》出版时来信说：简宛，你在“乱石垒垒中”还出书，可贺可喜，一笑，因外子姓“石”）中，倒也自得其乐，享受有子万事足的“忙碌”。 去年圣诞节前，朋友带了她两岁的女儿来家里玩，我当然是又抱又亲的不舍得她走，她半真半假地问：“你要不要领养一个女儿？” “好哦！”我说：“你舍得，我就要。” 没想到她竟然认真起来。 “不是我的女儿，是一个七岁的越南女孩，我一看到她就想到你。” 原来我的朋友——珍娜，在一所小学教书，学校来了许多难民，她是特别负责指导他们阅读的教师，我也常常去帮她忙，因此凡是言语的问题以及难胞的下一代所面临的困难，也颇了解。 “芳芳到现在还没固定的亲人，也没人陪她玩，怪可怜的。她来了两个月，但仍是慌慌张张学不好英文。” “那她和谁逃出来？” “她的远亲，她父亲是美国大兵，早已不知去向；母亲在越南改嫁，她随亲戚出来。” 我想到那七岁的女孩，正是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她却已经历了人生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战争，所给予人类的灾害及创伤，真不是野心家的贪餍之心所能想像的。 我决定去学校看看。 没看到芳芳前，我想象中，她是萎缩、胆小的小女孩，但是见了她，却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你要带我出去玩吗？”她一见到我就问，用一种迫切的，我半猜半懂的广东话，一双大眼睛充满了期待。 “好啊！你想到哪里玩？”我摸着她一头粘湿的头发，总有好久未曾洗头了吧！七岁的孩子，正是爱穿红戴绿的年龄，她还在头上别了一朵小花呢！我帮着她把花别好，把头发梳齐，才发现她比一般七岁的孩子高大，但是却非常瘦削。 “我要去采花、玩水，”她一面埋头在纸上涂抹着，纸上有小花，有流水。 “你画的真好！”我看着纸上的图画衷心地夸着。 “你看……你看……”她兴奋地指着墙上贴着的作品说：“我的！” 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墙上的图画，全部用血红的颜色涂满，一个女人和小孩，背面是一列列黑色的森林，乱七八糟地用蜡笔涂着，看起来倒像一列列的机关枪。 “她自己贴上去的，”珍娜的眼中有郁郁的雾。“她最爱画的就是这种画。” 果然墙上有不少类似的图画。 “很好，你喜欢画画吗？”我哽着喉咙问。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她盯着我问，眼神中，带着一种疑惑。是我的广东话太不灵光？ “你画得很好，芳芳。”珍娜又用英文说一遍。 “嘶——”的一声，她撕破了正涂抹着的图画，那有小花、有水声和一排排小屋子的图画。 “我恨英文、我恨美国、我怕学校……我恨我的妈妈。” 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哭起来。 我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她。 地上满是碎了的纸片，那有花香，有屋宇的童稚画面。 芳芳碎了的图画。 当我决定把芳芳带回家来过年时，并不曾考虑过许多面临的困难，最重要的是，语言上的隔阂，她不太会英文，我的广东话也不灵光。 但是，爱是没有语言界限的，尤其是母爱，应该是世界通用语言。 只有这点，我有把握。其他的问题，再慢慢设法解决。 我向孩子们提起了带芳芳回家过年的事。他们正在男生、女生划分界限的年龄，但是知道她身世后，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可以教她学英语，说国语。” 八岁的老二甚至说：“妈妈，我把我的床让给她，我睡地上。” 童稚的心，人间的爱，是天下最纯真、善良的人性，是什么使这爱蒙上阴影。战争？私欲？权力欲？…… 我跟珍娜说：“我也许该跟芳芳的亲戚谈谈，看看我们否能帮她一些忙，也许有些问题我们没看到，如果顺利，过年我就带她回家玩玩。” “那她的亲戚要非常感激你了，他们反正也没时间陪她，别的孩子又不同她玩，怪可怜的。我也不懂为何孩子们都说她坏。”珍娜说。 “七岁的孩子，能坏到哪里去？”我疑惑地说：“也许她比较没安全感，容易激动。” 但是，他（她）们真的全都说她坏，说她扯谎、狡猾、挑拨是非、自私……说她是一个包袱。 因为她有一个坏种——美国大兵的种。 偏见加上仇恨，以及对新环境的挣扎适应，所有的爱心、耐心，全在生活的现实中消失。 “带她出来，就是一个累赘、一个错误。”她的亲戚咬牙切齿地说。 “但是她才七岁，你既然带她出来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好好教育她，将来也是一个人才。”我说。 “将来？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太遥远了，跟前的问题是怎么去张罗吃的、穿的，一下子来了三十多人，老老少少全得有人照顾，语言不通嘛！我都累死了，还要去应付这些小鬼，不知天高地厚的。” “芳芳和你是什么关系？”我问。 “我的亲戚是她养父，她的母亲带着芳芳投靠他，他自己也有妻小，唉！反正一堆扯不清的关系，乱世的悲剧。” 我怔在那儿，望着一张张苦难的脸，租居在狭小的公寓里，疲倦、低沉，是谁使这些曾经纯朴、忠厚的脸，蒙上了这么多仇恨和忧郁。 我不忍责怪他们没给芳芳温暖和照顾。 在经过了那么大的浩劫、苦难，他们心已冷、情已淡，而面临的又是如此巨大的文化冲击压力。这又岂是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人所能了解的。 我没带芳芳回家过年，因为： “我们不想给你添麻烦，她的背景太复杂。” 她的亲戚藉词说着。 麻烦，当然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那一幅碎了的图片呢？谁有能力把它补缀缝合？ 想起了芳芳大而迷茫的眼神，忽喜忽俱的情绪，多少和她相同处境的越南难胞以及下一代的前程，如何使他们落地生根？积极向上？恐怕不是我单纯的力量所能解决的。 我为芳芳难过。 不仅仅是因为我圆不了有女儿的梦。 更因为她太早就失去了有鸟语和花香的童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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