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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之事，不必提啦，提起来能列出一张比公共汽车屁股放的黑烟还要长的表。只看看今天的报纸，就明白抛文的根性是如何之深矣。明明是行政院院长，报上却硬说他是“阁揆”，真不知道“阁”是啥“阁”？“揆”又是啥“揆”？是麒麟阁乎？抑凤凰阁乎？“揆”者，大概源出《书经》，首领之意，既无阁矣，这首领无从何而出哉？明明是各部部长和政务委员，报上却硬说他们就是“阁员”，这阁员又不知道是哪里钻出来的？明明是监察委员，跟古时候的御史来龙去脉一点也不一样，报上会硬说他们是御史。明明是立法委员，跟洋大人的国会议员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两码子事，报上却硬说他们是国会议员。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追随范促淹先生之后，兴想百年之忧。把狗说成龙，不过仅只抛文，把行政院长说成阁揆，把立监委员说成御史和国会议员，则不仅仅是抛文而已，还有扰乱听闻的后果。若干年之后，如果考据癖朋友依然旺盛，抓住一个字两个字，说不定一口咬定那就是二十世纪台湾的政治制度，届时纵然柏杨先生从坟墓里爬出来跟他们打架，恐怕都打不赢，盖他们有的是证据，而我老人家仅不过一张嘴。 ——抛文不是缩写：称“行政院”为“内阁”是抛文，称“行政院”为“政院”则是缩写；称“监察委员”为“御史”是抛文，称监察委员为“监委”则是缩写；称“立法委员”为“国会议员”是抛文，称“立法委员”为“立委”则是缩写。缩写有其必要，抛文就成了狗龙之辈。 谈了几天对僵尸的迷恋，反应似乎颇为不佳。星期六晚上，我老人家在台北中华路四川茶馆吃茶，碰到一个“走正路”的朋友。依“走正路学”规定，他阁下本应目不邪视，以示坐怀不乱，以便升官的；可是既属于四十年老交情，而我又欠屁股相迎，实在磨不开，就只好点点尊头，然后一脸严肃曰：“老头，你处处反传统，是何居心哉？”说这话的声音很大，大概是准备潜伏分子听见，回去替他美言几句的。我大恐曰：“啥长，我啥时候反传统啦？我只是反传统中那些害人不浅的观念。”他无言可答，乃厉声曰：“你真是个神经病。”我老人家人穷气大，当时就回他曰：“你真是个酱缸蛆。”说了这话，立刻就想开溜，怕他当场开揍，幸亏他阁下走正路走成了习惯，考虑到有失身份，只怒目而视一阵，悻悻而去。回家后一直忧郁寡欢，一则四十年交情为了一句“酱缸蛆”而废于一旦，二则我想起一句话：“在今天中国社会上，只要是反对旧的，一般人总是说他有神经病。”看起来神经病要想跟酱缸蛆和平共存，真是很难也，呜呼。 窝里斗，这是中国人最在的、也是最可怖的祖传毛病。这毛病是怎么养成的，属于病理学，我们现在只研究研究现象，这现象就是洋大人对中华民族的评价：“一盘散沙”。中国人一听有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就勃然大怒，可是勃然大怒的结果，仍是一盘散沙。其他毛病，用暴烈的手段可以收效，好像屁股上长了一个伟大的疮，既痛入骨髓，又脓血四溢，惹得性起，用小刀一挖，也就霍然而愈矣。抗战时在沦陷区，火车站买票也好，电影院买票也好，在街头等公共汽车、电车也好，中国人都安安分分地排队。盖不排队不行，东洋大人一见有人乱插乱挤，立刻就大喝一声，举起东洋刀——举起东洋刀不是照头一刀，而是用刀柄“嗵”的一声捣到腰窝，捣得黄帝子孙蹲到地上努力呻吟。任凭你自以为是头脸人物，日本老爷都不在乎，该捣仍是照捣，于是乎不守秩序的毛病也就无影无踪。 这真是可怕的羞辱，而更大的羞辱是洋大人从这上发现了中国人原来都是有奴性的——没有自尊，不能自治。是不是真的如此，事属另一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东洋刀对若干毛病，确实可以着手回春。我老人家说这话不是赞成三作牌也把东洋刀挥舞得呼呼生风，但我却赞成猛罚。你不是不肯排队乎？罚银五两。你不是闯灯乎，罚银十两。你不是不亮方向灯就乱转弯乎？罚银二十两。你不是随地吐老痰乎？罚银子二十五两乎。罚得你怨声载道，下次你就再也不敢啦。有一位摩托车阶级的朋友告我曰：“自从上次罚了六十元，到今天我就再没有偷渡过单行道。”国家自然大治，人心自然大安矣。现在流行的劝导杰作，徒增加三作牌跟小民间的仇恨和社会紊乱，只是“德之贼也”想出来的“貌似忠信”的乡愿主义，乃祸国殃民的主义也。 闲话拉得太远，不过想说明有些祖传毛病如果用暴烈手段，或用猛罚手段，确可达到刑期无刑的目的，而把毛病治愈（这些毛病迄今仍在跳跃，前已言之，只是“德之贼也”作崇的结果）。可是有些毛病，却不是打针吃药可以治愈的，打六○六兼吃神仙一把抓都本法度。好比说，一个人如果总是疑心人家欠了他一块钱，恐怕靠吃阿斯匹林不行，似乎得找心理医生，从内心治起。呜呼，中国人的窝里斗毛病，用东洋刀就捣不好——不但捣不好，就是砍都砍不好。用暴烈的手段和猛罚的手段，只不过像把高丽参塞到枯树洞里。盖窝里斗的毛病是一种内省的心理状态，无论是谁，讲起来演，写起来文，一个比一个明白亲爱精诚、携手合作的重要，可是再明白也没有用，该窝里斗仍窝里斗，其状跟鸦片烟瘾君子一模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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