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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道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是真知道。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在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啦，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是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的也。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一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漱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稍高一点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啦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啦难免生气，生气啦难免要嚷嚷，嚷嚷啦就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叮叮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到原始社会矣。 国立台湾大学堂“一读者”先生派人专差，送来一封简单的信，问曰：“请赐释个体是什么，个人是什么。二者似应为一。如分，如何分？”跟此信先后来信的还有十几位“一先生”和一位李云先生。但愿台湾大学堂的一先生只不过借用台湾大学堂的信纸信封，而不是真的大学生，不幸而真的是大学生，也千万别是政治系的，不幸又是政治系的，甚至霉运当头，更是政治系的教习老爷，那就是糟啦。 柏杨先生晕晕忽忽，说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同，简直有点林语堂先生那种“大胆求证”的作风，未免嗓门太尖。盖近代中国人一旦搞点学院派的玩艺必须有大批洋字出笼，像尾巴夹在门缝里一样，夹在句子当中，以表“字字有来历”，而示学问大得可怕。至于该洋字是辛辛苦苦查字典查出来的，或是向别人结结巴巴打听出来的，或是照着别人大作上比葫芦画瓢画下来的，恐怕连他自己都弄不清。只不过现在是猪八戒时代啦，非抛出洋字，不足以唬有识之徒。而有些人也偏偏吃这一套，一见洋字就好像柏杨先生见了银子，浑身都会服帖。至于该洋字引用得对不对，注解得错不错，则顾不得矣，只要一愣一愣被唬住就行。如果有位朋友写了半天还没有抛出洋字，那才真是“纵有西江水，难洗满面羞”，比头顶绿帽，还要无颜见江东父老。 所以，不谈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则已，要谈就得在每个主义下猛夹洋字，才能教读者老爷心服口服。可惜我老人家埋头苦查了半天英汉字典，都没查出来名堂，也曾向两位在大学堂教英文的教习打过电话，一位曰：“老哥，你真是天才儿童，越来越聪明，乱发明主义起来啦。啥叫个体主义？没听说过。”另一位倒仿佛听说过，告诉了一个很长的孑孑文，我当时写到一张纸条上，以备“顺手拈来”，不料被小孙女擦了屁股，再打电话时，他阁下已出了国，所以想充充壳壳了都充不成。希望读者老爷千万别用西崽眼乱瞅，认为我老人家露了原形，并没两斧头。等该教习阁下回国之后，我的洋字可多啦。 既然无法“洋已有之”，我老人家只好自己动手，发明来历，夫个人主义似乎是民主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上最小单位，这单位就是自然人。所以凡是硫磺虫，对个人主义，往往不共戴天。个体主义似乎是伦理思想和伦理实践的单位，这单位可能是一个自然人，也可是一小撮有血缘关系的自然人（家），更扩大到可能是一小撮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族）。世界上好像只有中国有“灭门”以及“灭三族”、“灭九族”的残酷刑法，但这种刑法却有它的理论根据，那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血流成河，杀了几千几万，实际上不过杀了一个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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