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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朋友往往孩子们少，是教养、知识和智慧使之然，不在于其娱乐节目多也。事实上有钱家伙荒淫的生活，简直不能想象。英国国防部大臣在游泳池畔，光着屁股追逐裸体娼妓，该镜头比起穷朋友在被窝里不安分，似乎更为严重。可是高阶层都有避孕的措施，问题就显得少了矣。美国大学堂女生们，皮包里很多都带着保险套或避孕药（柏杨先生在台湾疗养院看尊肚，顺手拿一本《灯塔》杂志，是一位美国牧师在上面这样写的，非情急乱造谣也，中国大学堂女学生是不是也有如此装备，不敢乱讲）。这可说明一点，富人家的孩子少，不一定是因为他清心寡欲，一个个都是圣崽，而是因为他的花样繁多。呜呼，君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越是贫民区，孩子也越多，其父母对节育避孕的知识，差不多都愚昧如猪。提倡节育似乎不单纯地限于节育，而是一场向愚昧攻击的苦战。盖有识之徒一手执“圣言”，一手执钢剪，在凉棚底下品着香茗，望着别人卖儿卖女，嫣然而笑，小民们想要脱离苦海，恐怕不太容易。 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节育论，均是对全世界而发，不是专对中国而发。从前日本人占领东北，成立了“满洲帝国”，曾发明了一种学问，说日本人的体质最适宜吃稻米，“满洲帝国”臣民的体质，则最适宜吃高梁米——没有吃过高梁米的朋友有福矣，高梁米涩而散，难以下咽。但日本人既有如此科学发明，有啥办法哉。后来抗战胜利，“满洲帝国”臣民根据科学研究，也发明了一种学问，那就是“满洲帝国”臣民乃天生吃稻米的，而日本人的肚子却最适宜消化高梁米，于是俘虏营里的金枝玉叶，一日三餐都吃高梁米，有时候还配一点树叶之类的菜肴，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种科学是假科学，不但是侵略的、侮辱的，而且也是他妈的。马尔萨斯先生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人口论固非是专为中国而设，认为中国必须减少人口，洋大人却可拼命猛生。世界上越是文明的国家，生育率也越低；越是落后地区，生育率也越高——这只是愚昧问题，不是侵略问题也。美国是一个普遍节育的国家，难道是柏杨先生在打歪主意、洒毒汁，要他们断子绝孙哉？ 马尔萨斯先生人口论是悲观的，认为人口增加不可避免，所以痛苦也不可避免，像胡乃英女士一连生了八个孩子，除了奄奄待毙一途，别无他法。自从曼彻斯特派经济学落伍之后，大家都以为马尔萨斯先生也落伍啦——他当然是落伍啦，但落伍的是他的悲观论，痛苦不可避免论，和多子多女父母天生倒霉论。新马尔萨斯学派则是乐观论者，认为痛苦可以避免，父母们有办法可以不倒霉。 廖王汤三公加上卢崇善先生，努力反对节育，一位读者老爷来信间曰：“他们跟中华民族有啥大仇大恨，忍心下此毒手？”话似乎不能这么说，如果这么说，便和廖王汤一个模子矣。不过人与猪是有分别的，猪父母生了孩子就是单纯的生啦，而人父母还有无穷的责任，有责任养之育之，使之温饱，使之免于饥饿残废，使之有高尚的品格，使之受到教育。如果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而只一味猛生，凭其自趋平衡，或靠着天主掉面包，便是猪的办法，不是人的办法也。 最后，我们介绍一段罗素先生的评论： 反对节育的人们，假如懂得一点数学的话，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主张人类永远需要不必要的死亡。在过去，大多数小孩出生后来长成即死去，现在较穷苦的地区仍有这种情形。牵连在这种早死中的一切浪费、悲伤和苦痛，都是不必要的。坚持这种学说的人们，对其因独断论而产生的一切痛苦，自不能不负责任。在制造人以外的任何东西时，谁也不会支持这种浪费的理论。假设制造面包的方法，在不知多少年间，使其所做的面包有一半不能吃，又假如有人发明了新方法，依新方法做出的面包，几乎全部都可以吃，而仍主张新方法是坏的，认为浪费也有好处，那能算是贤明吗？坏面包自然没有痛苦，但被浪费的儿童，却不得不在受苦多年后慢慢死去。凡目睹饿毙惨状（柏杨先生再加上一项，“凡目睹卖儿卖女惨状”），而不觉应该设法防止者，他就未免心肠太硬了。假如他不是硬心肠时，他就不会发表他那种残忍的言论。 （罗同先生来信介绍四月号中文《读者文摘》上，《人潮泛滥和危机》一文，我想大家都一定看到过，不再抄录矣。） 节育问题，讨论到今天为止，因为有识之徒都自以为爱国爱得要命，所以忍不住再介绍一段吾友潘金莲女士的话。《金瓶梅》上说，西门庆先生把她阁下娶进家门当第五房小老婆后，又和李桂姐在外面辟了第二战场，半个月不回家，潘女士就勾搭上书童，被西门先生痛揍了一顿。当天晚上，她就给西门庆先生上起来洋劲，“百般殷勤扶持，屈身忍辱，无所不至”，然后嗲曰：“我的哥哥，这一家谁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惟有奴知你的心。常言道，家鸡再打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恐他家粉头淘坏了你的身子，院中唱的，一味爱钱，有甚情节，谁人疼你？”有识之徒洋洋洒洒提出质询，一副“谁人疼你”的爱国忧民嘴脸，而主张节育的朋友反而全成了淘坏了国家身子的粉头，真教人鞠躬也不是，撅屁股也不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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