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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人所以冒着被人干他娘的危险，而仍照寄贺年片不误，大概他阁下对心理学颇有研究。俗不云乎：“礼多人不怪。”我给他一张贺年片，教他看我多么温柔痴情呀，接片的家伙，如果对我有坏印象，一接该片，能变好；对我有好印象的，一接该片，印象就更好矣；根本没印象的，一接该片，岂不也就有了印象乎？这种心战之术，事实上也往往会收到奇功，盖寄寄贺年片，不过小焉者，而和这种同一原理的，还有“召见”之术。 提起来召见，有一度真是其效如神，有些当老板的，心血来潮，最喜欢召见伙计。一九一○年代之初，我去上海，一个朋友，芝麻职员一个，有一次在报上发表一则短文，大谈国家大势，头头是道，文情并茂。不知道怎么搞的，被董事长知道啦，于是乎，有一天焉，他桌上放了一纸通知，通知上说，董事长第二天下午召见他啦。第二天他一早就沐浴更衣，披挂整齐，届时惶惶恐恐，趋进（非“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教他坐他不敢坐，教他站他也站不稳。董事长倒非常民主，喊他“同志”，又握他的手，问他家里有几个人、住在哪里，又问他有啥困难。最后告诉他曰：“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言毕端茶送客。 从此之后，该小子就春心荡漾，认为他有的是前途，马上就要不得了啦，连柏杨先生这种老朋友也不能交啦，有时马路上碰见，他竟假装不认识我，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也不再理他。老妻就埋怨我臭骨头曰：“一个人的架子突变，必有原因，你不缘竿而上，真是穷昏了筋。”可是既已不理他于前，现在再去巴结，实在一时磨不开，只好放弃良机。 可是一直过了一年，仍没有动静，该朋友的架子就慢慢恢复原状，一直等到他觉得确实没有希望时，才降贵纡尊，跑到柏府，一进门就叹气。（有些人真是天生奇骨，大小由之。）呜呼，这都是想当年的往事矣，那时民智未开，以致有此误会，到了现在，大家才弄明白：老板召见你阁下，不是他要对你有印象，而是要你对他有印象；不是他要爱护你，而是教你爱护他；不是他要关心你，而是要你关心他；也不是他要帮助你，而是要你对他产生知遇之感，以便万一有那么一天，好杀身以报。 乱寄贺年片的心战，跟这种类型的召见，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瞧，堂堂市长大人都向我恭贺年喜啦，下届选举时，我不选他选谁？有此一念，遂蔓延成灾，连佛教徒都庆祝起耶稣先生的圣诞矣。 这两年来，寄“干娘片”的风气渐渐消失，大概头子们忽然发现小民并不都是好愚弄的，不但没有收揽到人心，反而有被干娘的危险，也就高抬贵手矣。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转变，值得大书特书者也。 但柏杨先生却是一直寄贺年片的，数十年如一日，而且我之寄贺年片也，完全采取主动，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开不开省骂国骂，我要是寄的话，泰山都挡不住。盖贺年片是一种表示怀念的东西，清王朝末年，那时流行的是拜贴，用大红纸条，写上自己姓名，然后开列一张详细住址，交给仆人逐户送上。现在改为邮寄，已经方便得多啦，只要贴四角邮票就能把千里外邮差先生支使得双腿乱跑，人们更应该利用这种科学进步，互通衷情。有些人以不寄贺年片为荣的，我却是以寄贺年片为荣，我不但寄，前不言之乎，还主动地寄；不但主动地寄，还亲笔地写，还亲自一张一张往信封上贴邮票（老妻有时想帮忙贴，我都不准）。可借无法一一写信，否则我还要一封一封地写哩。 朋友们睽违得太久，都有点模糊啦。一年一度翻开通讯册子，恭恭敬敬地依册照写，他阁下的模样和最近一次晤面情形，就油然浮上眼帘，真是古人所说的“如对故人”。写好之后，把卡片装进去，再往上一张一张地贴邮票。贴邮票时，二度再看一遍，也等于重温旧梦。这种一张一张往上贴邮票之法，邮局最为反对，有一次我把大叠贺年片抱到邮局，柜台小姐伸其玉头一瞧，柳眉皱成一团，埋怨曰：“你为啥不寄大宗邮件呀？”我曰：“我不知道还有大宗邮件。”她明察秋毫曰：“你这个老头，去年也是不知道，前年也是不知道。”我只好装傻而笑，她把那一叠贺年片往里一拉，“哗啦”一声，散了一地，悻悻曰：“都像你这么贴邮票，我们盖邮戳，手都要盖断啦。”我曰：“大宗邮件也得盖邮戳呀。”她曰：“那是拿到总局用机器盖的，用不着我们一个一个往上敲。明年再寄时，记住寄大宗邮件，听见了没有呀？”我曰：“对不起，明年一定道办，不遵办你就罚我请你看电影。”不过明年我还是要一张一张往上贴的，届时如果该小姐仍在柜台之上，我就转移阵地到别的邮局去寄，台北共有三十一个支局，一年去一个，至快也在三十一年之后才能再碰她的钉子。但有一点务必请邮局老爷放心，我贴的邮票，无一不合规格，直式的一定贴到左上角，横式的一定贴到右上角，如果用机器盖戳的话，包管如意，这是我的伟大细心之处，不可不知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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