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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接到袁晴晕先生大函,说看了敝大作《非人也》,非常感慨,曰:“在这个非人社会,该段可对那些满口讲道德说仁义,而行为盗跖之伪君子,作一当头棒喝。”拜读之后,浑身舒服。不过有一点却提出异议的,那就是当头棒喝问题。袁先生恐怕误矣,一个人在酱缸里酱得久啦,任何属于灵性的当头棒喝,他都不在乎,打他头上就像打到南墙上,虽有响声,却如春风吹驴耳,他不但茫然如故,而且如果爱之心切,用劲过大,恐怕反而会把自己的虎口震裂。必须换一个富贵功名的当头棒,才能其效如神。好比说,他再随地吐痰就教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他立刻就会不吐,而且其尊嘴之现代化,用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都掏不出一滴唾沫。 袁先生信上又曰:“常见有些小姐太太,大雨中路滑,撑着伞,穿着高跟鞋,偶不小心,一个两脚朝天,或且弄破衣裤,则路人拍掌,呵呵大笑。我自少年到老年,曾亲眼看见几次,可谓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冷酷之极。一些伪善者在中国数千伟大陈年酱缸中,有酸腐臭酒味,自我陶醉,还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之邪说。我认为:‘仁’者,从二人,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如既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则可谓非人也,无论自己私德如何配合天地,都是社会败类,不配称作人,盖公德私德岂可分乎?” 袁先生此论,我老人家又有异议啦,盖袁先生称有人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是一种“邪说”,非也,非也。这不但不是邪说,反而恰恰地是“正路”,一个人必须走此“正路”,才有富贵功名。若只追求灵性,追求侠义情操,那才叫“邪说”哩。可惜袁先生没有介绍出来这位发明家群甚名谁,以便拜识尊颜,不过也用不着介绍,读者老爷中有不怕输一块钱的,敢跟我赌上一赌乎?十拿十一稳,该发明家准是一个酱缸蛆——势利眼主义兼富贵功名之士。 欣赏老奶天天在大街上表演翻筋斗,还是小焉者也,袁先生一定还看见过游街示众,闹市枪决人犯的节目。日俄战争时,日本皇军常把当俄国探子的中国人,五花大绑,背插白旗,在大街上一路鞭打,打到刑场,用军刀斩首。斯时也,中国观众,人山人海,却一个个呆若木鸡,不但没有愤怒,也没有哀怜,好像被砍的不是自己同胞,而是山坡上的一棵椰子树。这景象曾使鲁迅先生吐血扼腕。其实固老毛病也。柏杨先生曾介绍过,昔黄道周先生于明王朝覆亡后,被逮至南京,途中正逢过年,家家笙歌,处处狮舞,一窝蜂围上来看那个囚犯老头,同样没有表情。有表情的话也是叹惜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也是叹息他不走“正路”,不肯“正干”,如果不叛逆异族,“妄图非分之福”,何至落得绑赴刑场。 袁晴晕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按照正常的酱缸传统,一个人不要说当到了监察委员,就是当到了一个五六七八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官崽,好比说,不过当了一个科长、组长、股长,有的甚至连个“长”还没混上哩,就自以为已走上了“正路”,对于凡无益于富贵功名的事,想都不敢想,更别说有啥感慨啦。要感慨也只是感慨长官不欣赏他,或感慨同一条线的弟兄挤他,绝不敢乱交“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的朋友。所以我颇为担心,袁先生憋不住三昧真火,写这一封信,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富贵功名?但愿没有影响,如不幸而有影响,则不妨学学苏雪林女士骂鲁迅先生的绝技,随时再写一文,把柏杨先生蹂躏得一钱不值,我老人家绝不大惊小怪。 “正路学”来自势利眼主义,强烈过度的势利眼主义来自酱缸。《笑笑录》上有一则故事说,宋荔裳先生小的时候,在私塾念书,有一位老科甲莅临参观,问曰:“你看的啥书?’对曰:“《史记》。”问曰“谁作的?”对曰:“司马迁。”问曰:“他是哪一科进士?”对曰:“老爹,他不是进士,只是汉王朝国史馆的一个小职员罢啦。”老科甲把《史记》拿到手中,翻了半天,不屑曰:“这种书,读它干啥?”据书上说,宋荔裳先生当时就恨不得咬他一口。 问题是,那老科甲为啥司马迁都不知道,连《史记》是啥也不知道?无他,只缘那不是“正路学”而已。把《史记》读熟啦,有啥用处?而必须把八股文读熟啦,才有得官做。现在虽然没有老科甲,但却有的是老酱缸蛆,在他脑筋中,廖季衡先生跳海救人,算不得正路,岳飞先生精忠报国,也算不得正路。即令他的尊嘴不得不努力宣传那是可敬的,但关着门训子勉女,恐怕真心话就出来啦。《说梦》上有两句诗,曰:“一个忠臣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平常。”每个人都全身远害,结果虽然并全不了身,远不了害,(呜呼,全世界哪个国家民族,有中国这么长久的内乱外患,砍砍杀杀没有个完?)但却养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淡漠和冷酷。 绝大多数问题,如果探讨其第一因,任他千头万绪,都会追踪到酱缸。中国人天生地如此淡漠冷酷乎?当然不是。这不是我老人家也一厢情愿啦,呜呼,须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婴儿孩童,都是天真烂漫的也,从天真烂漫逐渐地一个个变成丑剧人物,绝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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